过去我看过无数套这样的片子，但这一张，是
编者按：
保罗·卡拉尼什曾经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也是一名作家。在就任医生期间，曾因出色的研究成果，获得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协会最高奖。
年，即将抵达人生巅峰的保罗，忽然被查出患有第Ⅳ期肺癌。自此，他开始记录自己的余生，反思医疗与人性。
年3月，37岁的保罗离开人世。
本文译自保罗作品《WHENBREATHBECOMEAIR》。
我是一名神经外科住院医生，这是我接受培训的最后一年。
我草草浏览着眼前的CT片子，诊断结果显而易见：肺上布满了数不清的肿瘤，脊柱变形，一整片肺叶被侵蚀。这是癌症，而且已经扩散得很厉害了。
过去六年来，我已经看过几十套这样的片子。但眼前这套片子不同：患者是我自己。
我和妻子露西一起看着上面的片子。她是一名内科医生，现在就守在我身边。露西说她爱我，而我回答她说……「我不想死。」
生命的一个章节，到这里，似乎已经结束。我不再是牧师或牧人，可以协助生死的过渡；我发现自己就是那茫然困惑、不知所措、需要度化的绵羊。重大疾病不是要改变人生，而是要将你的人生打的粉碎。
我的肺癌确诊了。人生本来有那么多计划，那么接近事业巅峰。现在体力不支，重病缠身，想象的未来和个人的身份认同轰然倒塌。面对我的病人曾经面对过的，有关「存在」的窘境。
后来一周，我卧床不起。癌症在进一步恶化，我明显更瘦弱了。迈医院的时候，我心里真是想不通，仅仅六天前，我在手术室一站就是将近36小时，怎么才一周的时间，就变得这么虚弱了？
在确诊以后，我开始拥有了两个角度的世界观：医生和病人。
作为医生，我知道不要去宣称什么「抗癌是一场战斗，我会赢」，也不要问「为什么是我」。我很了解相关的医疗服务、并发症和治疗方法，也可以根据各种数据来分析预后，从肿瘤专家和自己研究中得出结论——这是肺癌第Ⅳ期，死亡率很高，但也有长期存活下去的病例。
然而，作为一个病人。我却不知道，在不能保证充足时间的情况下，到底还要不要生个孩子，还要不要去为事业拼搏，实现多年来一心一意立下的雄心壮志。和过去的病人一样，我也必须面对自己即将死亡这个事实，努力去弄清楚是什么让我这辈子值得一活。
肿瘤医生艾玛·梅沃德在详细阅读了我的检查结果后，回顾了各种不同的方案，最终我们决定暂时不化疗，服用一种叫特罗凯的药。
我和艾玛每两周见一次面，我俩的讨论从医学方面的问题上升到更具有存在主义意义的话题。
「如果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那就比较容易决定未来干什么。如果还有两年，那就去写东西。如果还有十年，那就回去做手术，做研究。」我坚持着说。
「这个没法说。」她说，「但你必须搞清楚，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啊，我知道。我也从来不跟病人说具体的时间，但我可是一直都很清楚病人该做些什么呀，不然我怎么去做那些生死攸关的决定？
英文里的「希望（Hope）」这个词出现在大概一千年前，融合了信心与渴望的含义。但我现在渴望的是活下去，有信心的却是死亡，这两者可是截然相反的啊。
那么，当我说起「希望」的时候，是不是「为没有根据的渴望留下一些空间」的意思呢？不是的。医学数据不仅仅会显示平均存活率这一类数字，也会测量我们对这些数据的信心水平。
住院医生时期，我曾经和无数病人和家属谈过残酷的预后状况。如果这个病人已经九十四岁高龄，痴呆症晚期，严重脑出血，谈起来倒是比较容易。但是像我这样的病人，三十六岁，癌症晚期，那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医生之所以不跟病人谈具体的预后状况，不是因为他们不能。病人们寻求的，不是医生们没说出口的科学知识，而是那种必须靠自己才能获得的稳妥的真切感。过于深入地谈论数据，就像给干渴的人喂太咸的水。面对死亡产生的那种焦虑，远不是数据上的「概率」可以缓解的。
治疗开始后六个星期，我又去做了一次CT。肺部之前散布着数不清的肿瘤，现在却非常清晰，只有右肺上叶有一个一厘米左右的小瘤子。看得出来，我的颈椎也开始康复。
我的癌症病情稳定下来了。
我现在走路倒是不用拐杖了，但人生的前路仍然像瘫痪病人一样，充满不确定。早上我在疼痛中醒来，除了吃早餐，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我无法前行（坚持不下去了）！我心里这么默默想。然而心中立刻有声音反对，「你仍将前行。」
这句来自塞缪尔·贝克特的话，早在多年以前的大学本科时期就读到了，这个时候适时地冒了出来。
我下了床，向前一步，一遍遍重复着完整的句子：「我无法前行。我仍将前行。」
就在这个早上，我作出一个决定：我要逼迫自己，回归手术室。为什么？因为我做得到。因为那就是我。因为我必须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活着。
即使我是个将死之人，我仍然还活着，直到真正死去的那一刻。
我换上了那身熟悉的蓝色衣服，拿着锋利的手术刀，割开硬脑膜，大脑在轻轻地跳动，发着微光。巨大的脑静脉纵贯颞叶顶端，这情景原始而质朴。我熟悉的大脑啊，一个沟壑纵横的「桃子」，正在召唤着我。
所有的医生都治病救人，而神经外科医生则在为病人保命与保住个性之间备受煎熬。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生存还是死亡，还有到底怎样的人生才值得一活。
你愿意用说话的能力，来交换多几个月的生命，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吗？你愿意冒着丧失视力的危险，来排除致命脑出血的哪怕一点点可能吗？你愿意右手丧失行动能力，来停止抽搐吗？因为脑部控制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经历，任何神经上的问题都迫使病人和家属去思考：到底是什么，才赋予生命以意义，从而值得一活？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的力量继续回升，操作手术的流畅性与技巧也渐渐重回巅峰；双手重新熟悉起来，能够操纵和调整哪些只有几微米的血管，又不造成任何伤害；我的手指又找回曾经的灵活。
一个月后，我几乎是全负荷地在做手术了。露西也恢复了全职工作，而且已经怀孕了，宝宝的预产期是六月，刚好我也将在那时结束住院生涯。
二月份，我飞去威斯康星参加工作面试。他们的一切条件都正合意。晚饭后，主管开车送我回酒店，他在路边停了车，「给你看个东西。」他说。
我们下了车，医院门口，前面是冰封的湖水，对岸是科系办公室星星点点的灯光。「夏天，你可以游泳或者开船去上班。冬天呢，滑雪滑冰都可以。」
真是太梦幻了。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恍然大悟：这只是梦幻而已。我们不可能搬来威斯康星。万一我这两年癌症严重复发呢？露西得孤孤单单在这里，远离朋友和家人，仅凭一人之力照顾病入膏肓的丈夫和新生的孩子？
我近乎暴怒地抵挡着想接受这份工作的欲望，也意识到，癌症已经彻底颠覆了我对人生的规划。癌症如同螃蟹的大钳子，紧紧夹住我，阻止我前进。癌症的诅咒是奇怪而紧张的存在，也是对我的极大挑战，对于死神的步步逼近，我既不能无视，也不能任其摆布。就算现在死神蛰伏起来，他的阴影也时刻笼罩着我……
我耳边又想起艾玛的话：你必须弄明白，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
在重返外科的第七个月，一个新的肿瘤出现了，有点大，填满了我的右肺中叶。这时，我既不愤怒，也不恐惧，本来就是如此，这是大千世界中的一个事实。
这次的治疗肯定更艰难、更痛苦，而活得久一些的可能性更为渺茫。也许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永远，我都无法再重返神经外科了。
我再一次走上了从医生到病人的轨道，从行动者变成被动者，从主语变成了直接宾语。化疗刚开始，身体就有了反应，非常强烈的疲乏感，深入骨髓，全身无力。后来，因为一医院进进出出，也就排除了任何重返工作岗位的可能。
一段时间以后，我已经符合了神经外科毕业的条件。那一天，我站在卧室里，为毕业典礼穿衣打扮，这毕竟是七年住院生涯的高潮。但突然之间，强烈的恶心感气势汹汹地袭来。我开始不断呕吐出绿色的胆汁，那种粉笔一样的味道和胃酸大不相同，这是内脏深处涌上来的。我被送入了急救中心，我身体剧痛，意识飘忽不定。
事实证明，一期治疗（特罗凯）失败了。二期治疗（化疗）差点要了我的命，如果我还能活着接受三期治疗的话，还有点希望。
艾玛跟我聊了一些未来的流程。我用头靠着墙，因为脖子上的肉松松垮垮，已经难以支撑。我脑子里一团糟，如坠云里雾里。我需要她再次为我占卜预言，获知生命的秘密。
「你至少还有五年好活。」她说。
她终于说出来了，但语气根本没有「神谕家」的权威，一点也不自信笃定。相反，这句话像一句恳求。此时此刻她不是医生，只是个普通人，对抗不了冥冥中真正掌控这些的力量和命运。
我们面对面。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病人，我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前者对后者绝对的权威和把控，有时候呢，就像现在，只是两个凑在一起互相安慰的人，而其中一个正对着死亡的深渊。
原来，医生们也是需要希望的。
见完艾玛回家的路上，露西的妈妈打电话说，露西要生了。接下来的两小时，我目睹了露西和护士一起经历生产的过程。看着她起伏的孕肚，想到露西和女儿的生活中，将会有很多缺失。如果我只能陪伴到现在这个份儿上，那就尽量陪伴吧。
面对生命的界限，人人都会屈服。大多数的梦想和抱负，要么被实现，要么被抛弃，无论如何，都属于过去。
然而，有个小东西是有笃定未来的：我们的女儿。
她与我，只有短暂的交集。我只有一件事想告诉她：你曾让一个将死之人的余生充满了欢乐。我不奢求这样的欢乐永无止境，只觉得平和喜乐，心满意足。此时此刻的当下，这是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
欢迎点击下方按钮投稿！
本文节选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当呼吸化为空气》，北京磨铁图书公司授权转载
作者：保罗·卡拉尼什，美国著名神经外科医生，作家
责编：shamouer
排版设计：shamouer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wenchuangpm.com/jqzn/57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