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

第10章　手臂　—当理查德·斯劳特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大家都没料到他以后会那么长寿，而且活得那么风光。接下来要讲述的是他孩提时代的一个故事。这么多年，他一直说确有其事。从美国奴隶制发端的地方往上游30英里的詹姆斯河上，他和表哥本一直就生活在那里。那一年是年，他表哥10岁，他只有8岁。当时，弗吉尼亚州不是全力种棉花，而是全力生孩子、养孩子，长大后就去摘棉花。所以，比起亚拉巴马州，这个州的男童奴隶要再晚几岁才开始全天干活。那天，理查德和表哥在詹姆斯河边闲逛，“抓了一些蝌蚪和鲦鱼”。在河边的坍陷土岸下方，理查德看到“一条巨大的噬鱼蛇”（一种分泌毒液的北美蛇），蛇头正从一片漆树丛中挂下来，前后摆动。和其他南方男孩一样，理查德和本也爱捕蛇，他们开始拿棍子去挑衅它。蛇张开大嘴，看上去要反击，“不料，从它嘴里吐出一条巨大的鲶鱼，大概有我胳膊那么长呢，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鲶鱼的肚子很大”。于是两人拿棍子猛打。“鲶鱼张开嘴，竟吐出一个妇女用的那种有扣的钱包”。钱包皱成一团，好像奴隶主纠结的内心一样。他们费力地打开钱包。“你猜里面有什么？两枚大大的铜币！你可能不相信，但千真万确！”事隔80年后，理查德对采访他的人说道。当时只有他俩在场。但就一场奇遇而言，关键不在于它是否真的发生了，而在于它的意义有多大。因为如果意义甚微，那么所发生的奇遇也不过是一场凑巧的意外而已。理查德和本在弗吉尼亚州的浸礼会上一定听过《马太福音》第17章，那个鱼的故事自有其含义。起初，耶稣的门徒问他，他们是否需要向罗马主教缴税。耶稣答道，上帝的孩子不需要缴税，“但为了避免冲突，你们也可以去溪边钓鱼。抓住第一条上钩的鱼，掰开它的嘴，你会发现一枚硬币。作为我的税银和你们的税银一起上缴”。理解《马太福音》这段文字的一个途径，便是把它当作指南，教你如何在一个到处是恶人的世界里像圣人一样活着。当然还有别的理解方式。在这个故事中，鱼本身是个比喻，作为一个符号告诉信徒们，上帝会给予他们所需要的，甚至足以让他们在一个专制政权下存活。恩典会以平凡的方式降临，就像渔民捕鱼那样平淡无奇，或是像上述故事中两个男孩杀死一条蛇那样。鱼在深海游弋，而深海里隐藏着妖魔鬼怪。马太的故事创作出来年后，理查德和本的祖先横跨大西洋来到了美洲。他们从贩奴船的“肚子”里被“吐出来”，身上黏糊糊的，大口地喘着气。虽然一路艰辛，但还是活了下来。他们娶妻生子，子又生子。直到这一天，另一种怪物从深处冒出来，又要对他们孙子的孙子的孙子下手。怪物的钱包里藏着一笔财富，宛如毒蛇伸出的舌头一样，有两个分叉。“我给了表哥一枚铜币，自己拿了一枚。”理查德回忆道。随着一年年地过去，理查德的这枚铜币越来越显出“幸运”的成色，他的财富日积月累，日益庞大，好像金钱的光芒能保护他不被毒蛇吞掉一样。到19世纪50年代，国内奴隶贸易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但长大成年的理查德却未被出售。一天，他走到那条河的河边，看到一船人身穿蓝色工服，慢慢驶向奴隶主理查德·艾普斯的大房子。那一天，理查德·斯劳特宣布他是自由人了。很快，他穿上了自己的蓝色工服。在后来的两年里，他在美国部队中扛过枪，打过仗，为自己的同胞带来了和平。之后，他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学习读写，周游世界，最后回到弗吉尼亚州安定下来，过上了平常的渔民生活，每天在他曾经嬉戏过的河边垂钓。理查德演绎了这个寓言。但是，本拿走的另外一便士就没这么走运了。理查德告诉采访者：“据我了解，艾普斯从没卖过奴隶，除了把我表哥卖到了南方。”本带着那枚给他带来不幸的铜币来到里士满。第三代年轻商人们如今在培根·泰特（BaconTait）的旧牢房工作，牢房坐落在夏可洼地附近，这也是当时另一场创新运动即将兴起的地方。在这里，奴隶主会发出类似这样的指令，指令由奴隶经纪人理查德·迪金森接收：“如果你还没卖掉查尔斯，试试让他说多一些，说响亮一些。”意思是说，要讲一些事情，让他看上去勤恳努力，肯为奴隶主卖命。“在他心甘情愿这样做之前，可能你得先用鞭子教训他几次。”奴隶经纪人的工作实在是经济上的一个创举，同时也十分保险，在买卖奴隶的同时不拥有奴隶，做到规避风险。因此本也很好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作为老弗吉尼亚州可以出售的商品之一，他侃侃而谈。几天之后，他在一辆货车车厢里热得汗流浃背，货车轰鸣着朝棉花地区驶去。19世纪40年代，南方错失了一次修建铁路的机会。北方趁此机会奋起直追，蓄奴州则一蹶不振。但到了19世纪50年代，南方重返正轨，修建铁路的速度远超东北各州。铁路和马匹运送大包货物、种植园主和劳工，比起过去查尔斯·鲍尔单凭脚力拖着禁锢他的铁链到南方的康加里，速度不知提升了多少倍。他们把本卖到了亚拉巴马州。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本领越来越强，存给自己赎身的钱也日益变多。每当劳作之后，他会悄悄地潜回自己的小木屋，从许多木条中拿出一块质地柔软的布，里面是那保存许久的一便士。他躺在一片漆黑之中，把铜币擦来擦去，嘴里小声嘟哝着祈祷的话语，好像那块铜币与他遥远的出生地有某种联系。屋外洒满星光的树丛之外，被铁轨切断的黑暗处，火车轧过铁轨的声音萦绕耳畔。此时，电报机传来政治家关于奴隶制扩张的唇枪舌剑的即时消息，这比传来他们口中的逃亡者、棉花的报价、12岁男奴的订单这样的消息要快得多。70年前，奴隶制在美国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这70年里，抚养本和理查德长大的人们曾勇斗毒蛇。他们各自过着艰难的生活，直面世道的险恶。一些人奋力逃跑，一些人选择放弃，一些人无奈死去，还有一些人“死去”了，又在新的友谊、新的婚姻、新的上帝和新的自我中获得重生。19世纪50年代，奴隶制扩张再一次卷土重来，又一批25万名黑奴被押上火车，运往美国西南部。年，亚伯拉罕·林肯赢得美国总统大选，这促成了亚拉巴马州的分裂，从而引起了美国内战和黑奴解放运动。此后，作家们开始不惜笔墨地大量撰文，试图解释南方白人的行为。对作家来说，故事结局是显而易见的：胜利属于亚伯拉罕·林肯、理查德·斯劳特以及身穿蓝色制服的士兵们。借用19世纪40年代的批评家们的分析，比如约舒亚·莱维特，南方属于前现代经济体系，因此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在经济竞争领域还是在那场战争中。如果借用白人废奴主义者、演说家温德尔·菲利普斯的说法，南方是一座注定要沦陷的特洛伊城。既然这样，就引出了以下问题：究竟出于怎样的疯狂，导致原本保守的种植园主们不惜发动一场战争，结果却加速了自己的灭亡？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当时占美国3/4人口、并不拥有黑奴的南方白人也奋起加入战争，而且他们当中有数十万人甘愿为注定失败的疯狂而捐躯呢？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同那些投票支持奴隶主，参与镇压黑奴运动的南方白人一样，他们与奴隶主一起持续地扩张奴隶制的土地。大半辈子坎坎坷坷的经历，教会了这些白人把奴隶制的扩张同他们的繁荣兴盛联系起来，同他们自己的权利与积累的财富联系起来，甚至与他们的自我享受联系起来。《年妥协案》没有明确允许奴隶制在日后的扩张，因此整个19世纪50年代，奴隶主政客们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其议程，尽管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庆祝妥协案的通过，因为他们被告知妥协案彻底为这一议题画上了句号。领导者们正尽力推行一个战略，这个战略由卡尔洪等人在过去10年中首次提出，即利用民主党的政治资本、联邦政府的制度权力、威胁分裂国家和宪法据理力争，强迫美国其他地方承认南方人有“权利”在他们想去的地方扩张奴隶制。他们的目标逐步形成，但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奴隶主们希望看到奴隶制扩张写入国家的法律和各政党条例之中，以政令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实施，并且由国家最高法院明确判定为符合宪法。他们深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在联邦的未来就不明朗了。长久以来，积极拥护奴隶制的运动或许会在未来左右政府决策，但没什么能让焦虑的企业家们心安理得地相信扩张会永久持续下去。尽管这意味着一次决裂，一边是年迈乐观的白人废奴主义者，另一方是日渐独立而实干的非裔美国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便是其中一员。前者想让反奴运动免受政党染指，后者如道格拉斯，则寻求途径，想要将反奴思想灌输到北方政党中。确实，在19世纪50年代，最终证明了道格拉斯一方是正确的，他们看到了政党制度下的一个缺口，那就是将国家利益同奴隶制扩张联系到一起。越来越多的北方白人听到了来自棉花边疆地区的难民们的故事，或是对年后的骗局保持愤怒，或是对年《逃奴追缉法》给予回应。出于某种原因，他们离开了快要崩溃的辉格党联盟。作为一种选举的手段，他们所创造出的新政治结构——共和党——能够吸纳大多数在自由州的奴隶制反对者，至少能坚持一段时间。再加上北方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多，使得如今这个反南方党派即使失去南方的选票支持，也依旧能赢得全国选举，起码理论上是如此。然而，奴隶主并不认为他们自己的体制与时代背道而驰，不觉得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会注定走向灭亡。相反，他们将自己视为“摩登”人士，掌控着世界经济中最成功、最创新的部分，推动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19世纪50年代，虽然充斥了喋喋不休的政治冲突，但奴隶经济的产量仍然在逐步扩大。内战爆发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棉花价格居高不下，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奴隶制的企业家们大发横财。唯一的问题是，南方到底会选择哪一条路？是留在美利坚，将奴隶制扩张到整个国家，还是走向独立，怎么扩张自己说了算？因此，从年后的新世界的视角回过头去看，自理查德·斯劳特穿上那身蓝色军装、扛起枪，幸存者在丹维尔跳舞庆祝的那天起，便很难看清棉花州脱离出去之前当时世界的形势。但从19世纪50年代看，棉花田、账簿、载满奴隶的货车，还有本紧握那枚硬币所待的黑暗小屋，奴隶制看上去像一条长长的蛇形曲线进行扩张。关于河边的那条蛇，当然是个寓言故事。整个10年，这则故事都百听不厌。理查德再也没见过亲爱的表哥。是的，就像他们习以为常的那样，他们过着结婚生子、又结婚生子的生活。但是，母亲却比以往消失得更快了。有些人抚养孩子长大，但孩子也销声匿迹了。在那段岁月里，露露·威尔逊和她的母亲以及其他兄弟姐妹住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小木屋里。先是露露的父亲被白人装上一艘汽船，顺河流而下后就不复音信。随着棉花的价格在美国最南方居高不下，年长的兄弟姐妹们便都被送去了南方。真是会算账的奴隶主！展示商品、议价、将孩子与奴隶贩子同船运走，所有这一切都在一天之内全部完成，干脆利落。等露露的母亲收工回家，发现一切都晚了，床上空无一人。“上帝啊！”她瘫倒在小屋脏兮兮的地板上，在床边双膝跪下，哭喊着，“在我死之前，让这一切都结束吧！”露露从未忘记母亲的呐喊，也从未忘记内心的恐惧：这种哭诉和失去何日才是尽头！作为个体，她的母亲连自己的自由都几乎无法获得，更无力救下自己的子女。根据年《逃奴追缉法》新规，白人和其背后的联邦政府有义务去全国各地追缉逃奴。自从遭到巡逻队、军队和装满火药子弹的装甲部队的阻止，公众对奴隶制的集体反抗看上去便遥遥无期，悬殊的力量对比让纳特·特纳像是一只随时可能被锤子打扁的飞虫。反抗者们只得独自等待。铺天盖地的辩论让几乎所有美国白人确信，美国黑人要反抗，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当然，白人评论家们描述了奴隶制的不道德，并嘲笑奴隶制所代表的落后经济。他们本来也许会感觉好受些，但并没有得出个像样的结论。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在内战期间负责管理美国卫生委员会，这是一家半政府机构，致力于改善联邦士兵的居住卫生条件。或许他会认为，自己同奴隶们是盟友。但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来南方旅游的北方佬。19世纪50年代，他从弗吉尼亚州来到得克萨斯州，为写作一本书搜集素材。在此期间，有成千上万的北方人涌入南方：铁路工程师、棉花经销商，还包括要去结婚的女士，他们的夫婿是在纽约邂逅的南方种植园主的儿子们。大多数人计划要在这里安定下来，尤其是当他们的服务加入南方白人的资产负债表时。沿着密西西比北部三角洲的小径，贫穷的北方人将缎带、线、锁等工业产品挑运到一片荒凉的棉花带，然而，在这里甚至开家商店都觉得格格不入。有钱人对此毫无兴趣，将漂泊来此的北方佬从大房子里赶走。小贩们路过一片旷野，大约有人在低着头采摘棉花，如同机器一样。在最后一排林木线上，大汗淋漓的旅行者坐在自己的包上休息。小贩们“遭到了那些有钱的种植者的不公对待”。据路易斯·休斯回忆，“那些讨厌的种植园主跟奴隶们说……‘啊！你总有一天会自由的’”。但那些已满头白发的老人放下手中的麻袋，抬起头说：“我们才不信。我的爷爷就告诉我有一天会自由的，但到现在，不也还是老样子。”棉花地的远处，慵懒的监工斜躺在马鞍上，留意着这一切。小贩们耸耸肩，挑起包裹离开了。每当汽船上同行之人或列车上坐在奥姆斯特德后座的人提起奴隶制这个话题，他总掩饰不住自己浓厚的兴趣。他一心想要证明奴隶制是效率低下的一种制度。因此，当他在新奥尔良的大街上看到一个奴隶主刚刚购买了22个奴隶，他便开始思考：南方白人借来2万美金，把钱扔给这帮人，棉花在他们手上比任何40个自由人长得还快。他认为，一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空间有限，如路易斯安那州或是得克萨斯州。同时，他又在心里盘算着，“支付弗吉尼亚州20多万美元来获得那些身强力壮的劳动力”。但在堤坝那边，一艘满载德国移民的汽船溯流而上，向爱荷华州开去。这些自由劳动力不需要花费多少代价，便建设了一个生产和消费多样化的社会，建设了“磨坊、桥梁、学校，还有绵延数里的铁路”，因为他们有工作、救赎和上升的动力。可是，当这22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奴隶在得克萨斯种植棉花长达20年后，奴隶主却要把他们赶到西部和南部，开辟下一个新的领地。而在他们身后留下的，却只有日渐破败的小屋、分崩离析的家庭和错综复杂的债务。图10.1　新奥尔良的奴隶贩子们不断地买卖奴隶。他们把奴隶当作商品劳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包装，比如让他们穿上统一的服装（IllustratedLondonNews，January—June，vol．38，P．．）。奥姆斯特德写了四卷关于他的旅行经历的故事，不遗余力地抨击奴隶制，坚称奴隶制的弊端阻滞了南方和全国经济的发展。在过去10年，随着奴隶主财政的集体崩溃，受过良好教育的北方人意识到，这一信念便是最基础的真理。前伊利诺伊州议员、律师亚伯拉罕·林肯坚称，只有“自由劳动力能够给予一切希望，带来活力、进步和情况的改观”。林肯自己逃出了做免费苦力的泥潭，那是在印第安纳州他父亲的一片麦田里。之后，他来到了伊利诺伊州的一个边境小镇，在这里他能得到微薄的报酬。他曾受雇为老板驾船去新奥尔良，在路上他看到奴隶们在三角洲堤坝后面辛苦地工作。回到伊利诺伊州，他开始阅读有关法律的书籍，为选举蓄力，自己成了能雇用别人的人。尽管奴隶制可能会阻碍人们改良进取，但像奥姆斯特德这样的北方人不断地发现南方白人变得越来越有效率。“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金钱！”他在一艘汽船上听到一个白人这样叫喊着。当奴隶和爱尔兰自由劳工争分夺秒地装货，这个男人则在一旁焦急地来回踱步，他担心赶不上种植的时间。每年的棉花种植季总是会让这样的人感到手忙脚乱，逼迫他们发了狠地压榨那些奴隶加倍地工作。然而，或许是19世纪40年代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又或许北方批评家们是对的，即认为奴隶主们已经偏离进步的道路，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奥姆斯特德在餐厅或者汽船上都能听到这样的讨论。南方白人担心这些话语会充斥各类报纸和月刊，如由詹姆斯·德鲍在新奥尔良执笔的杂志《德鲍的评论》（DeBowsReview）。然而重要的是，尽管北方人都有一个共识，认为奴隶制既落后又低效，还经历了过去10年的艰难岁月，但是相当多的南方人对南方是否能继续依靠奴隶制、促进现代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而且答案是肯定的。比如亚拉巴马州种族主义者、内科医师约西亚·诺特认为，是蚊子传播了疟疾和黄热病，而非沼泽中的迷雾。年，他写道，“万人民”在美国北方、英国和法国，“他们的生存依赖南方万黑人的劳动”。当“人类愚蠢到不可理喻”的地步时，解放就会发生。一张“棉花网”把受奴役的人民圈进了一张更大的“人类进步”之网中，并且如果没有强迫劳动，这一切都将烟消云散。实际上，过去10年，对免费农奴劳动力的无情剥削和廉价出售，再次证实了奥姆斯特德是错的，不论诺特的观点正确与否。在棉花企业家手中，奴隶制成为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高效途径，对那些南方白人或别的地区的人来说都是如此。19世纪50年代，南方的棉花产量从万包翻了一番，达到万包，既没有丝毫减缓的趋势，也没有缓解西部工厂对原材料的渴求。全球对棉花的需求从15亿磅增长至25亿磅，并且在50年代末，美国种植园里的劳动力仍然在采摘余下的2/3棉花，棉花大部分销往西欧的工厂。截至年，根据每个白人平均所拥有的财富数量来计算，美国排名前八的州分别是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佐治亚州、康涅狄格州、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其中7个州都得益于棉花产业往西部和南部的发展，剩余的一个州是全美最发达的工业州，它从北方的工厂设备到西南部鞭笞机的传动装置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尽管奴隶制可能会大幅提高生产力，但一些南方奴隶主担心，过于依赖全球对棉花的需求会使南方陷入两个危险的境地：第一，世界经济可能会起伏不定；第二，移民所导致的北方州人口数量稳步增长，可能会慢慢削弱南方的政治力量。地方报纸和杂志定期刊登一些文章指出，南方应该形成一个多元化的经济体，起码要有一个有利可图的工业领域，这样才能吸引一些白人劳动力来南方打工。在年的一期《德鲍评论》中，威廉·格雷格描述了他的城市，一座坐落在南加州的工业城市。据他说，工业为这座城市带来的利润占总利润的11％，甚至更多。其他人则认为，采矿、钢铁冶炼和工厂加工的活可以雇用黑奴劳工。从数量上来说，奴隶劳工在南方工厂创造出的净利润和他们在土地上所带来的利润相当，奴隶劳工和东北部的自由劳动力一样多产。奴隶通过劳动，将弗吉尼亚州的钢铁铸造厂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从19世纪30年代起，南方出现了大量工业活动，而奴隶劳动力便是其原因之一。工业生产下的铁轨正在重新划分棉花种植带的边界。19世纪40年代，南方铁路里程的总长从英里扩展到英里，但这一上涨幅度仍然低于自由州。在同一时期，自由州创造了0英里的铁路网络，集中在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各州。19世纪50年代的再度繁荣时期，南方铁路建设总里程增加到一万英里。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边陲、佛罗里达州中部和得克萨斯州东部，已经过了太长时间依靠货车接驳汽船的日子，如今也可借此打造成利润丰厚的棉花带。铁路蜿蜒穿过丘陵地带，也帮助自耕农和贫穷的白人完成了转型升级。后来土地投机公司开始驱逐擅自占地的居民。随着南方财富的步步积累，新一代贫穷的白人发现自己变成了走投无路的流浪者。即将搬入铁路所开辟的新领域的种植者们看不起他们，而且害怕这些流浪者。奥姆斯特德参观了佐治亚州哥伦布市，人们告诉他当地纺织厂有2万个棉纺锤都是由那些无家可归的“落魄女孩”来照看的，如果没有这份工作，她们可能就会被引诱着沦为妓女。南方工厂里收留了那些新近失去居所的白人流浪者，以此来改善现代市场对杰斐逊构想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该构想把独立的小农场主作为白人共和国的脊梁。尽管如此，南方棉花种植者还是意识到，他们对当地之外的金融决策者的日渐依赖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多灾多难的19世纪40年代，西南各州出现了金融崩溃和主权债务违约问题，这让南方的准银行家们几乎不可能进行资产重组。但对棉花的需求从年起再次增加，棉花卖出了整个19世纪的最高价，且持续时间最长。在立法被否决之后，南方各州政府的信用等级被降至低级。尽管如此，南方的企业家们每年都包揽了全球热卖商品的大部分交易，因此奴隶制仍然是有利可图的。另外，在年美国有万奴隶，相当于13亿美元的市场价值，也就是1/5的国民财富，与国民生产总值基本持平。他们比美国任何其他的财富流动性都更好，尽管土地不会长脚逃跑，更不会拿斧子杀死监工。然而，自从19世纪40年代早期爆发了债务拒付危机，奴隶们不再是世界金融市场的附属品。关于19世纪50年代美国繁荣和全球经济增长，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新型信贷流动的出现，将受奴役人民的身体、生命和手作为在棉花经济和投资人利益共享中贷款的基础。这一新金融生态状态结束了40年代的混乱，转而取代了30年代的信贷结构。19世纪30年代，奴隶主要通过债券的形式，由种植园主控制、州政府特许的银行发行销往遥远的金融市场，由此主宰和引导了信贷流往西南棉花产地。19世纪50年代的新体系为美国在西南部的扩张提供了大量资金，同时使全球资本市场获得了与奴隶主相同的附加利益。但这一新体系并不会弥补奴隶主在年和年经济恐慌中失去的利益，对其否定也不会撤销。这是对信贷流动和金融偿还的控制，而在此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奴隶主的巨大影响。新金融生态是由持有少量资本的北方人创办的新兴企业所创造的，他们在年后迁往南方港口采购棉花，其中不乏一些大公司，比如说亚拉巴马州莫比尔的雷曼兄弟公司。旧时的商业公司走向崩溃，在其留下的混乱环境中，这些组织继承了一个老名字，叫“代理人”——自大西洋奴隶贸易起便有此名。同时，他们的角色在棉花经济中也相应进行了调整。他们开始借钱给奴隶主，以农作物和奴隶作为抵押。同时，代理人也要安排运输，确保货物在运输途中安全无损，以及为客户的工人团队提供基本生活需求。19世纪中叶，任何来自南方的个人和商业文件都会伴随着经理人的账户表。所谓账户表就是一张蓝底黑字的纸，由黑色墨水书写，干后呈红黑的铁锈色。到19世纪50年代中叶，每个棉花港口的内陆地区都有几家规模不小的公司，如巴克纳、斯坦顿、新奥尔良等公司，它们鹤立鸡群，成为行业的领军者。在19世纪50年代，代理人忙于调解棉花生产者和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冒着近在眼前的风险借贷，拓展贷款渠道。代理人自己也需要贷款，而他们的资金来源于纽约的银行，比如布朗兄弟公司。代理人自身并不能满足借贷的需求，借贷的资金需要被用来生产棉花，—年的棉花生产总值提高了4.5倍。借贷者依靠个人人际关系来评估潜在贷款者的信用，所以小规模的棉花生产者的借贷范围通常也有限。大规模的种植者和小城镇商人发现他们可以从代理人那里得到自己的信贷，然后进行重新配置，像毛细血管似的进一步传递，这样便能从自己在奴隶主身上的投资中受益。也就是说，费城的经纪人华盛顿·杰克森借出1美元，再由纳奇兹的种植园主史蒂芬·邓肯借给他的邻居，就变成了2美元。重新配置者通常要求以私人奴隶作为抵押，而当地有权势的居民则往往会执行这个要求。尽管奴隶的抵押贷款从17世纪开始就已存在，但这时已经变得随处可见了。年，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主通过抵押奴隶，筹集了万美元，占该州当年所创造的棉花生产总值的75％。全球市场愿意去借贷，说明它对奴隶制所带来的长期收益仍有信心。如果说19世纪30年代的那套系统可以比喻成一条动脉的话，那么这套新兴的信贷流动系统则像很多的毛细血管，因此在其操作的过程中，违约或其他破坏给它带来的影响就会减弱，它对上下链中的借贷者来说绝对是有利可图的，甚至连梅菲尔区（Mayfair）的老太太都会受益，只要让伦敦的商人把她们的遗产交到其他城市的商人手中。通过中间商这根链条，在密西西比借钱给别人购买奴隶，通常会产生8％的收益，这在许多允许高利贷交易的州中是最高的。成为抵押品的奴隶再一次让投资者在50年代大捞了一笔。但是，新制度同时也将每一位借方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借方首先是负债的个人财产拥有者，而不是联合团体中的一员，作为主权公民控制发债州，或者作为股东控制州银行，这样的情况只在30年代出现过。对抵押贷款权利的剥夺，使信贷不能继续自由进出各州经济，这可能会使奴隶主们更容易接受卡尔洪的实质性正当程序理论。因此，南方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多元化的诉求，不仅是人们的鞋子在哪里加工出厂（马萨诸塞州），也包括人们的信贷从何而来，以及人们的利息去了哪里（伦敦、纽约）。有一种可能，如果实现的话，也许会改变奴隶主和全球信贷市场的关系。在过去，金融家、持枪硬汉和野心勃勃的政客之间的勾结，一直在努力扩大美国和南方奴隶主的势力。这样的团体不止一次地联合起来，打倒了帝国边缘像佛罗里达腐朽帝国这样的纸老虎。然而，这样的行动一旦发生，奴隶主就突然介入并控制住了获取投机收益所需要的地盘和奴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便能从投资者手里拿到于他们有利的信贷，因为投资者也迫不及待地想大发横财。那个时候，在佛罗里达对岸曾存在这样一种异乎寻常诱人而又令人激动的可能性。如果当时南方得到了古巴，那么美国奴隶制扩张的历史，包括奴隶制扩张的投资历史，绝不会到年就早早结束了。一直到年，古巴仍是西班牙帝国王冠上的一件珠宝，它在制糖业的地位就好比当时密西西比之于棉花业。新世界的制糖业不停在岛屿间转移，新岛屿备受投资人青睐，慢慢取代了旧岛屿。但是3个世纪以来，制糖技术从未有过任何改善。海地革命之后不久，逃亡的种植者们为古巴带来了奴隶和经营专家，他们开始推动制糖工业转型，转型的方式和奴隶制扼杀创造性的机制别无二致。古巴种植园主们运用机器新技术调整了生产流程以突破生产的瓶颈：甘蔗采摘后24小时内没有完成萃取，甘蔗中所含蔗糖便会开始变质。蒸汽动力问题得到解决后，甘蔗研磨磨坊便可以快速运作，几乎能跟上奴隶切割者收获甘蔗的速度。在此之后，古巴奴隶主添加了真空锅，对榨取出来的甘蔗浆进行蒸煮。这样一来，蔗糖结晶的过程便用不到有手艺的奴隶技工。古巴人将这一创举称之为“复合型磨坊”。这一创举直接导致甘蔗种植面积扩大了4倍，磨坊变成了蔗糖晶体加工厂，相比年前的制糖效率有了质的飞跃。古巴占地面积不算小，相当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和。年，古巴只有8.6万名奴隶，却生产出了1.6万吨白糖。尽管年英国和西班牙签订了一项旨在禁止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条约，但19世纪前60年，古巴的奴隶主们从非洲购买了70万名奴隶，其中30万名都是年条约签订之后到达古巴的。早在年，这一新体系已经使古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白糖生产国，然后利用英国信贷，殖民政府开始延长铁路里程，直达这个岛屿的山脊，找到了新的可开发区域。到年，古巴奴隶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43.5万人，除了弗吉尼亚州，这一数量比美国任何一个蓄奴州都要多。古巴每年要装运30万吨白糖，相当于全球白糖产量的1/4。饶是如此，这座庞大的岛屿也还只是部分进行了开发。年，波尔克政府准备拿出1亿美元，从当时穷困潦倒的西班牙政府手中买下这个岛屿。但由墨西哥领土割让问题而引发的政治冲突，在当时阻止了美国政府继续和西班牙进行下一步的协商。年之后的4年里，美国国内吞并古巴的阻力逐渐加大，压力来自北方和南方。一个是在纽约的古巴流亡群体，他们的哈瓦那俱乐部声明，来自马德里的统治导致自由古巴人民的一些基本自然权利遭到否定，比如自由演讲权、政治集会权和自由贸易权。西班牙帝国官员还时不时地以解放奴隶的名义来威胁古巴奴隶主首领，这一威胁反过来激起了美国南方奴隶主们的自卫反应。因为他们也想拥有这座岛屿，而在佛罗里达海岸，一个“非洲化的自由黑人殖民地”一旦建立，便会“破坏内陆蓄奴州的生产效率”（田纳西州的一家报纸如此报道）。这则报道说明，古巴的自由民向那些内陆州的受奴役人民宣告，他们的解放指日可待。这样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年，有53名新被奴役的非洲奴隶在从哈瓦那被运送到岛屿东部的制糖前线的途中，胁迫杀死了古巴运奴船“阿弥什泰德号”上的白人船员。之后他们想努力开往非洲，却在康涅狄格州海岸意外登陆。该州政府以谋杀罪控告他们，但废奴主义者介入此事，并把此案审理权上交给最高法院。鉴于“阿弥什泰德号”的货物是非法越洋运输的，因此最高法院做出了20世纪之前唯一一项反对奴隶制的裁决，判定他们为被绑架者，然后让他们完成了自我解放，他们可以依法选择回到非洲。但是，在《威尔莫特附文》之后，南方扩张主义者决心要重回主导地位。年，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写信给当时的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称美国在古巴的扩张，“对南方在政治和地理上的影响都非常巨大”。考虑到古巴面积广袤、人口众多，可以划分为几个州。每个州派拥护奴隶制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到华盛顿，就可以重新平衡国会。将古巴最新的甘蔗种植园纳入美国关税壁垒中，会导致路易斯安那州蔗糖的市场份额减少。但正如南方企业家所预测的那样，之后他们便能轻易地将业务转移到“未开发的古巴土地”，从而找到“全球抛售蔗糖的方法”。《新奥尔良三角洲报》认为，“将古巴从现在使其枯萎、失去光芒的杂种主义中拯救出来”，这会让受奴役人口“将财富拱手让给稳定有序的工业和充满活力的企业”。这是天命使然。北方的许多民主党人士也对美国收购“岛中女王”（QueenofIslands）表示支持。“岛中女王”的说法出自《纽约太阳报》记者科拉·蒙哥马利[其真名为简·麦克曼纳斯·卡兹诺（JaneMcManusCazneau），国会议员的女儿]，用来形容古巴。坦率地说，她是很多支持“天命论”（扩张主义者创造出来的术语）的积极支持扩张主义的纽约记者之一。但是，吞并古巴也得到了年欧洲革命失败的理想主义难民的支持。简·卡兹诺写道：“古巴人十分渴望土地被吞并。”他们希望古巴能够并入美国，让“年轻的美国”成为一个多语种的共和国，这样就能逼退旧欧洲革命者想要让古巴臣服于欧洲帝国的企图。首先，纽约能在古巴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当时蒸汽制糖机是最重要的重工业产品，而这种机器就产于纽约。华尔街的掮客奥古斯特·贝尔蒙（AugustBelmont），人们口中的“第五大道之王”，创立（并资助）了全国民主党委员会。他深知古巴已经是美洲第三大贸易伙伴，所以对收购古巴很是热情。看到北方民主党需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奴隶制帝国，南方白人当然雀跃不已。早在19世纪50年代，南方奴隶主和他们在北方的同盟就已不仅仅满足于要求扩大地盘，他们还付诸行动了。—年间，辉格党政府对于吞并古巴并未取得进展，很多扩张主义者支持“掠夺”的法外策略。这是一种不受法律管制的行为，在19世纪中期，这个词还并不等同于妨碍立法的行为，而仍然属于17世纪加勒比海盗的那种行为。古巴流亡者、华尔街的资金、纽约的政客、密西西比州的权力掮客，他们都支持一系列阻挠推翻古巴西班牙殖民政府的预谋冒险。他们当中最有影响的一股力量，是由—年逃离古巴的种植园主纳西索·洛佩兹（NarcisoLopez）领导的。从纽约和密西西比流域的富人（包括巴拉德和新奥尔良百万富翁奴隶主约翰·亨德森）那里得到资金支持后，洛佩兹从路易斯安那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及美国东北部挑选年轻人，组建了自己的步兵。然而，他在第二次入侵中遭遇了惨败。西班牙政府逮捕了他的步兵，并且在哈瓦那广场残忍处决了洛佩兹及大约50名美国俘虏。《新奥尔良邮报》大声呼吁：“美国在流血！我们要报仇，要占领古巴！”美国各大城市都感到愤怒不已，爆发了大规模的集会，继而引发了新奥尔良袭击西班牙财产的骚乱。纽约的《民主评论》是“青年美国”运动的一个机构，它认为民主党需要一名能够代表“各州权利”的候选人，使年总统大选成为针对辉格党消极扩张政策的一次全民公投。新罕布什尔州的富兰克林·皮尔斯赢得民主党提名时，他将吞并古巴作为自己竞选纲领的关键。奥古斯特·贝尔蒙在幕后为富兰克林提供资金。后来，富兰克林在竞选中以:44的选票战胜了辉格党人温菲尔德·斯科特。在庆祝这一胜利的游行队伍中，他们拉着横幅，上面写着：“民主取得的胜利果实——皮尔斯和古巴。”当年3月来临时，这位新总统的就职演说宣称，他的政府将“不受任何来自扩张的不祥之兆所控制”。南方和北方的民主党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他们终于可以实现“天命论”绘制的愿景了，可以画一张足够大的饼，满足本党的一切利益。与此同时，还可以挫败辉格党、废奴主义者、自由黑人以及他们一致鄙视的其他任何人的计划。媒体称皮尔斯是“遵循南方原则的北方人”，他宣布行政部门不会干涉公民移居古巴。西班牙当局可以反思一下，为什么美国公民“移民”到墨西哥得克萨斯。皮尔斯把扩张主义者当作政府的官方特使送到欧洲法院，如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皮埃尔·苏勒，就被派去了西班牙，贝尔蒙则被派到荷兰。年4月，国务卿威廉·马西要求这些使者将“古巴从西班牙中分离出来”，授权他们1.3亿美元资金用于购买古巴。贝尔蒙也计划通过操纵欧洲金融市场，来让负债累累的西班牙政府向自己屈服。年10月，美国政府各部部长在比利时奥斯坦德开会，起草了一份政策文件——《奥斯坦德宣言》。贝尔蒙等人将文件寄给了国务卿马西和总统皮尔斯，声称如果西班牙拒绝出售古巴，“自我保护法”（此处委婉地表达出他们欲保护大陆奴隶制免受国外解放风波的影响）将授权美国占领古巴。但正如他们所写的那样，皮尔斯知道，在大西洋彼岸，民主党自身的存亡太依赖于支持奴隶制扩张事业的联盟，以至于他无法坐以待毙，坐等西班牙出售古巴。图10.2　19世纪50年代，为了扩大南方政治权力，奴隶主们盯上了古巴。照片上可以看到古巴烟草种植园风景宜人，还有烟草销售中“南方特制”的理念。“南方特制雪茄，所罗门兄弟公司为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精心打造。老雪茄烟厂出品，品质保障。”（年，国会图书馆）。在瑞斯·巴拉德的商业伙伴塞缪尔·博伊德帮助纳西索·洛佩兹购买武器入侵西班牙一年之后，年，麻烦就找上门来了。博伊德是纳奇兹的律师兼法官，巴拉德之前则是一个奴隶贩子，在19世纪40年代经济不景气时买入了一些不良资产。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们通过一个叫卢瑟福的新奥尔良奴隶托管中介，开始购买几十个新“人手”。19世纪50年代前夕，金融创新和新型奴隶贸易结合在一起，从运送奴隶的锁链、佐治亚人到超级交易商，再到劳工的证券化。如今，代理人这种毛细血管式的借贷带来了新的需求，国内奴隶贸易即以一种新型贸易模式来响应这种需求。19世纪30年代，那些贩奴商用链子一个接一个地绑着奴隶的手。新的奴隶贩子则和他们不同，比如里士满的理查德·狄金森，更像奴隶托管中介或大宗商品交易商。奴隶贩子使用速度更快的即时通信工具电报和邮件，来评估需求和供给。他们把奴隶们关在监狱里，等着业主来买；还把奴隶们分为三六九等，给他们提供衣物，还上了保险。一旦发现有异地买家，便把奴隶送上“本·斯劳特号”列车，运往西南地区。狄金森派员工去往各个州的贩卖市场收集数据：“一等女性售价1—美元，像玛格丽特和艾德穆尼这样的女孩售价是—1美元……一些人认为，一等男性的价格会炒到—1美元。”他重新整理这些数据编入报价单，然后寄给弗吉尼亚州的潜在卖主和掮客。新的贸易模式减少了套利的机会，但中介并不需要为此承担所有的风险。入注资本的要求降低了，而且仍有需求待满足。新奥尔良州一名成年男子的价格从年的美元，涨到了年的美元。近10年来，新贸易模式下的奴隶交易数量占25万名奴隶总数的70％。物价上涨、信贷恢复、国内奴隶贸易更新换代的效率，使棉花富商兼奴隶主极大地扩展了其业务。年，美国棉花产量达到万包，这对南方经济体量的扩张和世界经济无限的吸收能力而言，都是一种最佳的例证。博伊德和巴拉德也是这一经济中的一分子，他们差不多拥有12座奴工营。其中一个奴工营离纳奇兹部落不远，在那里巴拉德有一名叫弗吉尼娅（Virginia，意为“处女”）的女奴。她已经不是女孩了，她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塞缪尔·博伊德与她发生了关系，所以从一开始她就称自己姓博伊德。不用想也知道为什么她会和一个她称之为“老头”的人在一起。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博伊德和巴拉德把奴隶送去建造新的奴工营，那时候他们还没拿下那些地皮，那些地方都分布在密西西比河西岸，森林密布，埃尔科镇坐落在那里，有多草灌木河口，有美洲山核桃园，有路易斯安那东北部的村落，还有阿肯色州的瓦格拉姆。年，他们共卖出了0包棉花。年的备忘录显示，仅6个奴工营就生产出了包棉花——制成了万磅清洁轧棉。这对合伙人不是个例。与19世纪头10年或30年代不同，到了50年代的时候，即便南方白人再怎么寄希望于古巴，奴隶制帝国的疆土也再未扩张。在密西西比河山谷，很多增产的棉花都靠高资金驱动，用于拓展尚未开发的土地。在这些边疆地区，一些企业家因为从货物价格的暴跌中存活下来，因此赢得了种植园大亨的地位。巴拉德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旧奴隶贸易可利用大量新项目获取利润的人。以田纳西州律师约瑟夫·阿克伦为例，他在年和艾萨克·富兰克林的遗孀成婚。富兰克林曾是巴拉德商业上的合作伙伴，他在路易斯安那州西费利西亚纳教区建了“安哥拉”以及其他的一些奴工营。到了年，阿克伦将因为婚事购入的个奴隶安排进奴工营，他的安哥拉奴工营每年生产超过3包棉花。大量奴隶被派往河对岸的卡罗尔、康科迪亚、滕萨斯教区，将那里打造成世界经济中棉花生产的新基地。到年，由劳斯家族经营的4个奴工营，每年可生产0包棉花。在密西西比河岸，一片从北部的维克斯堡延伸到孟菲斯的新土地被开辟成为新边疆，这里的大部分地区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还是未开发的土地。例如，年以前，都不存在伊萨奎纳县。然而，到了年，这里的奴隶主竟达到了人之多。伊萨奎纳县如今是美国最贫困的县之一，但在当时，凭借棉花产业的迅速发展，整个地区很快出现了一望无垠的棉花田，创造了大量的财富。19世纪30年代，契卡索人被逐出境外，留下了一片0平方英里的野地，胡乱生长的藤类植物和灌木丛等待着斧头和耙犁的开荒，还有到处转悠的野生动物，其中包括熊、狼、美洲狮，甚至还有一些美洲虎。树木的根系（树干直径最大可达6英尺）缠绕在这个星球上最适合棉花生长的肥沃土层里，正如一名叫戴维·科恩的记者在一个世纪后这样描述道：“纯净的土壤，有着无尽的深邃黑暗和甜美。”与美国北部之前沿袭的奴隶制不同，三角洲的大多数企业家属于全国最重视资本化的一小群人，他们很少定居在该地区。相反，他们以远程遥控的形式安排大量奴隶在奴工营从事生产活动。根据这个三角洲最新的人口统计，你就可以发现这一点。—年，在奴隶比较集中的几个县，人口从1.7万人增加到3万多人，几乎翻了一番；而白人人口还不到0人，大约只有奴隶人口的20％。这一事实表明：他们致力于大规模的专业棉花生产，就像圣多明各奴隶主致力于制糖一样。随着边境地区奴隶人口数量的增加，奴隶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年，罗伯特·特恩布尔（来自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在伊萨奎纳的奴营拥有个奴隶，能生产约包棉花。到了年，特恩布尔在伊萨奎纳又雇用了个奴隶，能够生产0包棉花，平均每人每天生产1.5—5包。这就足以证明当初在新的领地上，奴隶们是如何被竭力驱赶着去辛苦劳作的。乔治·杨在那个年代出生于一个类似于伊萨奎纳的奴隶劳工营里；如果当年他有出生证明，他的出生时间应该就是在《奥斯坦德宣言》签署前后一两年。但是，乔治·杨的长辈们总是跟他说，他出生在“劳勒年”。奴隶们总是以那些每年都在换的监工们的名字来记录年份，而劳勒是当中最凶的一个。综观整个南方，19世纪50年代的确就是“劳勒十年”。由于奴隶制的重心突然向南、向西转移，居住在棉花区的非裔美国人的数量从万人激增至万人。这里充斥着被迫移民过来的居民，人口密度的激增也让生态环境恶化，人们面临疾病传播的危险，飞速增加的人口和急剧扩大的生产活动导致了饥荒、种族排斥以及死亡。非洲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市场不太疯狂的19世纪40年代有所上升，而50年代则像19世纪的头10年及30年代一样，再次出现下降。只要塞缪尔·博伊德一天不厌烦她，弗吉尼娅·博伊德就能避免待在“劳勒奴工营”。年的夏天，他们一直在一起，而且没有住在纳奇兹。几个月后，弗吉尼娅得知自己怀孕了。结果博伊德在纳奇兹的妻子得知了此事，巴拉德也知道了，这个老家伙“藏在袖口里那只手”开始行动了。他写了封信命令弗吉尼娅的监工把她送去卡纳克，那里有一座他和博伊德共有的奴工营，离密西西比河的吉布森港挺近。随后，巴拉德警告博伊德，弗吉尼娅很有可能还会被送到更远的地方。博伊德并没有把愤怒挂在脸上，甚至还回应道：“不想再和她纠缠下去了，如果她不听话，就把她关进仓库，等送她走的那天再把她放出来。”不过，巴拉德的信件泄露了，弗吉尼娅还算识点字，她已经很明白巴拉德打算做什么。随后，弗吉尼娅尝试着给博伊德写信。结果，巴拉德的信件开始缠绕她，像在织网一样把她勒得紧紧的。巴拉德的奴隶托管中介不停地转移弗吉尼娅，先是把她转移到了卡纳克，把她的女儿留在了纳奇兹；2月份又将她送到新奥尔良，巴拉德的奴隶托管中介卢瑟福就在那里等着她。她会被送去很远的地方，或是送到莫比尔，或者是送去休斯敦的奴隶市场，让她再也不能去纠缠博伊德了。弗吉尼娅告诉卢瑟福，马上就要到她的预产期了，虽然她明白自己被送走在所难免，但她想尽可能拖延时间，甚至想趁卢瑟福不注意时偷偷溜走，去新奥尔良给自己找个买主。与此同时，塞缪尔·博伊德还打着另一个算盘，因为他去了趟新奥尔良（也是巴拉德发现的）。结果到了4月份，弗吉尼娅被送上了一艘开往得克萨斯州的船，这艘船由一名白人监管，那场面像是执法官在押送逃犯。对弗吉尼娅·博伊德而言，去得克萨斯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对于没有什么本钱，又急于发财的白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年，这些人转移了10万名奴隶至得克萨斯州东部，那里的占地面积相当于密西西比州或亚拉巴马州。当中有很多移民至此的白人企业家，比如沃德，他们各自拥有一些奴隶，是小奴隶主。年，沃德离开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沃伦县。他在一封信中解释道：“我带上了我所有的黑奴到得克萨斯，只留下三四个成年奴隶和所有黑人孩子。”他把黑奴租给了他弟弟，“因为他们在这里没什么用”。直接投入大量劳动力使得克萨斯东部边疆陷入一种非常熟悉的状态，资金不足的人立志摧毁创意：“在这儿生产棉花是首要任务，人们忽略了除此之外的任何事。”一个移民过来的人这样写道：“他们把所有的钱都花在黑人和这片土地上，但你总能看到一些身价10万美元的人，还没我们山里人过得好。”弗吉尼娅也是那些明码标价的奴隶中的一个。她已经失去了一切，除了她识过的字和尚未出生的孩子，她一无所有。她设法搞到了纸和笔，并委托一个人帮她捎信给巴拉德。年5月6日，这封信件从“休斯敦一个奴隶贸易市场的后院”发了出去。她质问巴拉德，她和她孩子父亲之间的关系应该意味着什么，“在我和那位老人（我不骂人）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我被卖到陌生人那儿，你认为这就是对我好吗？我孩子的亲生父亲卖掉了他自己的孩子，卖掉了他的骨血。”她用尽了各种讽刺的语气，试图推翻巴拉德的选择，“每个出生在美国的自由公民都会这样自取其辱吗？批评奴隶制的人会怎么评价这件事，如果他们是慈父，他们会不会同情这位女性？”弗吉尼娅乞求和自己的女儿团聚，如果她的孩子是自由人，她也能被允许赚钱来抚养自己的孩子，并为自己赎身。“你也有家庭和孩子，但你却不知道将心比心。”“如果我是一名仆人”——为奴隶制辩护的人竭力撰写文章，坚持认为南方的奴隶制是一种家长式关系，和蔼的奴隶主和忠实的“仆人”——“我本应得到比现在更好的东西。”在信的结尾，既有着作出保证的语气，也带有威胁的口吻，她说，“不必担心”，她知道如何把信寄回到亚当斯县，但是“我应该不会把一些事情公之于众，除非我受到虐待和要挟”。8月，卢瑟福写信给当时身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巴拉德。那里远离疟疾泛滥区，有近0名奴隶还在辛苦地采摘棉花，他们都是巴拉德和博伊德雇用的黑奴。“我今天收到了一封来自休斯敦的信。”卢瑟福告诉巴拉德，“信中指示我卖掉弗吉尼娅和她刚出生的孩子。”弗吉尼娅那个十几岁的女儿没有和她母亲一起被卖到得克萨斯，而是以至少0美元的价格卖到了密西西比州。博伊德惹了麻烦，而巴拉德替他擦了屁股。实际上，他给了牵扯进来的所有白人一笔钱，比如卢瑟福就拿到了美元的佣金。如果弗吉尼娅再多写几封信的话，他们就真的没救了。年人口普查的时候，首次登记非裔美国人的名字，但弗吉尼娅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人口记录中，已经没有她这个人了。尽管她可能改名字了，也有可能是那个“书写我生活遭遇的元凶”，她孩子的亲生父亲，“把她甩给了陌生人掌管的慈善机构”，但远不是慈善机构那么简单。最有可能的是，弗吉尼娅在得克萨斯州的结局是萎靡不振，郁郁而终。不论是在得克萨斯州的东部，还是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被夷为平地的森林间，那些被带到最新的棉花农场的人们，都期望生产出最大的利润。萨拉·本杰明回忆，19世纪50年代，她和其他小伙伴们在放有轧棉机的院子里玩游戏：“我们中的一些人是奴隶主，另一些人是投机商人。”与此同时，所有的成年人都在地里干活，棉花的价格上涨有多快，他们干活的脚步就得有多快，而且是在8月的酷暑天，头顶烈日。另一些孩子的家长萨拉·威尔斯讲述道，到了晚上，监工告诉他们如果一天之内不摘到磅重的棉花，就会用鞭子抽他们，抽到他们倒下、闭上眼，直至死去。孩子们看见的远超成人们的想象。绝大多数我们称之为孩子的这些个体，也必须在棉花地里拖着采摘棉花的袋子，没有任何理由。年在密西西比河出生的萨拉·阿什丽，12岁就在得克萨斯的棉花地里劳作了，她每天不得不采摘磅棉花，再把这些棉花弄到棉花屋中。总而言之，—年间，棉花地区的每个奴隶所采摘的棉花重量增加了30％。在开辟边疆地区的企业家中有一位代表性人物，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主保罗·卡梅隆。19世纪40年代，他在亚拉巴马州的格林县买了土地，并将其购买的数百个非裔美国人中的几十个转移到此处。尽管他已经是北卡罗来纳州数一数二的大富翁了，但该项目还是令他失望了。直到19世纪50年代早期，格林县的奴工营每年仅生产包棉花。卡梅隆开始在信中频繁提到奴隶们的名字，为他脑中的项目组建潜在的阵容。土地投机商听到了风声，得知他的计划，便开始写信献媚讨好他。最终，卡梅隆决定买下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尼卡县一片广袤的土地。年末，他从亚拉巴马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成年奴隶中挑选了一些年轻的奴隶，将他们送到尼卡县。这些奴隶需要修建码头、砍树，以及做到近乎吹毛求疵的每人10包棉花的产量。卡梅隆雇了一个叫作杰特的监工，杰特在当地甚至对三角洲的奴隶主都“十分苛刻”，因此名气不小。卡梅隆的代理人从尼卡县回去的时候对他说：“我走的时候，你的奴隶们甭提有多失望了。”很快，杰特对奴隶们的苛刻超出了他们的承受力。一天，雅各布在棉花地里拦住了杰特，并将他举起来摔到地上。另一个奴隶抄起杰特的皮鞭试图去抽他，他们知道会因此而受到惩罚，但是再也忍受不了杰特堪比野兽般无法想象的暴行了。然而，每一个监工在早上踏入奴工营前，都随身武装着很多武器，杰特当然也不例外，他有一把藏好的刀。他试图刺向雅各布，但雅各布已跑向树林。他赶紧跳起来，跑去找他的狗。很快，他不仅将雅各布抓了回来，还教训了其他造反者。卡梅隆在孟菲斯城的商业代理人向其报告，奴隶们已完全被驯化为“附属品”了。然而，事实是无论杰特多少次拿起鞭子，抽向那些因饱受疟疾而颤抖的双手，他都没有把卡梅隆的奴隶驯服。因此，一旦土地清理完毕，沟渠挖好，每个奴隶都能生产出10包棉花之时，卡梅隆就会辞掉杰特，雇另一个监工。因为此时，卡梅隆的老板想要每个奴隶每天采摘磅棉花。新的监工想努力实现老板所想，但是奴隶们却打消了他的这一念头。年是个艰难的采摘季——对于奴隶主来说却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在这一年，奴隶们总共生产了万包棉花——莱姆和贝齐在某个夜晚偷偷溜到河边，并偷了一艘独木船。两周过去了，卡梅隆的监工兰姆得到消息，莱姆和贝齐在阿肯色州被抓住了。兰姆在给卡梅隆的信中写道：“他们到了以后，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绝不以残暴的方式）处理好他们。”又过了两周，他让莱姆从铁笼子里出来，并让他戴上脚链，很沉的脚踝铁链。兰姆还钉了一个沉铁制的U形钉子在他屋外的木桩上——此时正是12月——把莱姆在U形钉上锁了一整晚。兰姆还建议卡梅隆利用奴隶市场去消除风险，他认为“这些令人讨厌的黑鬼，可能会被溺死或者以其他方式死去，你会因此面临损失”。（也许太迟了。一个估价的人认为莱姆的健康状况“十分糟糕，他被鞭子伤得如此严重，以致不可能以他本来所值的价格出售”。）律师卡德维尔在写给其朋友保罗·卡梅隆的信中说道：“我时常希望我的奴隶是在非洲。”19世50年代，像卡德维尔和卡梅隆这样的人通常是辉格党，他们的姐妹和妻子们当然也是。南方富有的女性多年来一直拥护辉格党，哪怕她们无权投票。从他们的政治观来看，这一阶层的白人无论男女，都继承了比较客气地诋毁奴隶制的传统。但是，年圣诞节后的一天，卡德维尔在结束了一天的法律工作后写信给卡梅隆，说他准备前往亚拉巴马州去检查一下他的棉花产量。他自愿将奴隶“送回”非洲，为避免误解他还补充道：“只要我能套现他们2/3的价值。”当卡德维尔4周后回来时，他已经卖了他在亚拉巴马州两个奴工营中的一个，而将注意力放在了密西西比州的低地。当然，好的投资需要更大程度地提高生产力。像保罗·卡梅隆这样的人能够将手伸到远离其家乡之外很远的地方，仿佛距离仅有一臂之长，远程控制着那些运转的机器。只要卡梅隆与他的伙伴们能从奴隶制中挣钱，并在奴隶制结束时失去他们的财富，他们就会采取一些行动想办法赚大钱：投资、扩大业务、增加利润、找到新的信贷资源、开辟新市场。卡梅隆、卡德维尔、巴拉德以及其他的大农场主已经跻身最富有的美国人行列，当其从未间断的投资开始得到回报，他们就会更加富有。19世纪50年代，他们在奴隶上的投资颇大。事实上，这一点也使得卡梅隆、卡德维尔之流将任何信仰都撇在一边，他们真正害怕的（最不希望发生的）是结束对非裔美国人的奴役。相反，他们对奴隶制的未来越来越有信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最富有的人成功的同时，也是以牺牲其他白人为代价的——并不仅仅因为要修建铁路，让土地进入市场，把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同时，通过提高劳工、优质土地和信贷的费用，抬高进入大规模棉花生产的门槛。整个19世纪50年代，棉花的产量以及奴隶所有权呈现高度集中的态势，主要体现在拥有15个及以上奴隶的奴隶主身上。南方白人从奴隶制和对奴隶制的投资中获取越来越多的收益，这引起了奴隶主以及以白人社会为后盾的实干政治经济学家们的隐忧，同时奴隶还在继续向南部转移。也许，南方靠北部各州的奴隶和奴隶主比例的下降，最终将导致边界立法机关充斥了非奴隶主，而这些非奴隶主可能决定解放奴隶。这些焦虑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多元化的兴趣，从而在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和密苏里州创建了奴隶劳工行业，提高了奴隶的国内价格，放缓了奴隶外移的速度。其他西南部奴隶主则建议，南方军事大会（SouthforceCongress）重新开放国际奴隶贸易以降低奴隶价格，让其他白人能进入这个系统之中。年的美国政治妥协，既不意味着和平，也不意味着平息了要求扩张奴隶制的呼声。南方白人认为，他们需要开辟新的领土，从而点燃一个新的具有包容性的经济繁荣；但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无法就应该在何处集中发力达成一致。很多人看上了古巴，还有些人想要将加利福尼亚州分为两半。与此同时，几乎是巧合性的，南方的政客们都站到了另一个不同的策略上——基于卡尔洪实质性正当程序——坚持认为奴隶制在美国所有领土上都应该合法化。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本·斯劳特的命运，也决定了理查德的命运。到年美国第14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就职时，南卡罗来纳州的当地人詹姆斯·加兹登致力于推动修建一条横贯大陆的，从新奥尔良到洛杉矶铁路这一设想已经5年了。加兹登希望这条线路能够传播奴隶制，因为他相信，“在受过教育和明智的主人管理下的黑人奴隶制”，是“野蛮国家文明化的先驱和基础”，并且“没有持续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大西洋的农业将永远不会得到发展”。加利福尼亚州宪法禁止奴隶制，但一批因“骑士精神”而闻名的政治家正在迫使该州重新考虑奴隶制。确实，尽管现有法律禁止奴隶制，但仍有0多名非裔美国人在加州的金矿区，以奴隶的身份在极其严格的管理下辛苦劳作着。骑士计划没有放弃将加州变成奴隶州的打算，他们计划在墨西哥边界的另一边部署一个奴隶定居点，就像加兹登所期待的那样，“在出口黄金的时候也增加棉花和粮食”。皮尔斯政府也加入其中，并派出加兹登到墨西哥城谈判，确保有足够的墨西哥土地使南部的铁路路线在美国境内能良好运行，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则派出军事测绘团队，为这段铁路绘制路线。加兹登到达墨西哥首都的同时，有一个名叫威廉·沃克的人在旧金山招募一群唯利是图的雇佣兵，并入侵了墨西哥西北部。此人狂妄自大，系田纳西州人，他宣称下加利福尼亚共和国独立，不过，仅有62名当地人宣布放弃墨西哥国民身份，归顺到他旗下。好景不长，沃克跟他手底下的喽啰们听闻墨西哥军队正向此处行军，便越过索诺兰沙漠向美国方向逃窜。最终，他们踉跄着进入了尤马堡。“饥肠辘辘不说，而且衣衫褴褛，几乎一丝不挂。”一个目击者如此说道。显然，加兹登在南方修建一条伟大铁路的计划，因为沃克的突然入侵而黄了。墨西哥政府拒绝出售哪怕是一小部分土地供加兹登用来建立巴哈棉花蓄奴州或者修建铁路。尽管看起来所有的政客都认为联邦政府应该会出手修建一条连接密西西比河谷到大西洋沿岸的铁路，但是他们都意识到了这条铁路将形成特殊的地理轴，通过将西海岸纳入国家市场来制造路径依赖，美国未来的政治经济也能因此得到平衡。年的春天，国会中的反对者否决了联邦政府用于修建南部州际铁路的资金。如今，南方铁路的倡导者发誓要破坏北方的铁路。在这一点上，最坚定的拥护者当属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在芝加哥的土地会因为联邦政府对北方铁路的投入而大大增值；但是，这条州际铁路的成功也会使先前国内改进项目的政治价值相形见绌。政治新闻记者当时称呼道格拉斯为“小巨人”，原因是虽然他身长只有5.5英尺，走起路来像一辆吃力的坦克，国会里比他身材高大、长相英俊、出身高贵的男人多的是，但他却依靠自己的强势和谩骂性的语言控制了国会。要结成一个支持修建一条铁路的联盟，他只需解决一个立法问题，自波尔克当选总统后，他就一直在尝试解决这一问题。道格拉斯曾多次提出一项法案，即在密苏里州和爱荷华州西部规划一块联邦领土，因为铁路要穿过的是领土，而不是“无组织”的印度安人土地。但是8年来，每年南方人都阻止他，因为在密苏里西侧建立一块自由的领土，将会使该州成为孤立且突出的蓄奴州。而此时，密苏里州仅有10％的人口是白人和奴隶。圣路易斯处于工人阶层的白人通常会给那些他们认为是蓄奴者代表的人投反对票，然而，仍有许多富有的密苏里州人投资奴隶制，如美国参议员大卫·艾奇逊。此人是民主党人，其票仓分布在该州奴隶密集的西部诸县，当地人称“小迪克西”。据报道，当地一个密苏里州人“因为黑人搬去了密西西比州”，艾奇逊就是要解决这种使当地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因为“那个人就住在伊利诺伊州界附近，而且他的黑奴开始逃往伊利诺伊州，这令他尤为烦恼”。早在年之前，奴隶们就开始设法去西部边疆地区。在过去10年中，数百名非裔美国人，如艾尔莎·希克斯，在圣路易斯法院为其自由提起了诉讼。年，希克斯的主人把她从弗吉尼亚州带到威斯康星州。7年后，他又将她送回蓄奴州圣路易斯州作为奴隶。她的请愿理由为：“违反了美国国会颁布的《年法令》——西北地区已确立为自由州。”希克斯声称，既然居住在自由的领土上，她的地位也应随之改变，且此事有先例可循。到了19世纪40年代，该州法院和联邦法院一再裁定，当他们的主人怀着“重新安置”他们的意图（而不仅是“逗留”）把奴隶带到自由地区，奴隶就获得自由了。无论在此处，还是在密苏里州西部边界（一个会更迅速消解奴隶制的地方）某处新的自由领土上，卡尔洪关于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观点所带来的问题依然突出：到底是无论哪里的宪法都不保护奴隶这种财产呢，还是无论哪里的宪法都保护奴隶这种财产？到年为止，被迫移民的哈里特·斯科特及其丈夫德瑞德已等待关于他们人身自由的诉讼结果已经多年。德瑞德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后来被送到亚拉巴马州的一个棉花奴工营。之后在19世纪20年代，又被送到密苏里州。他的主人将他卖给了一个叫艾默生的军医，此人当天就搬到了今天的明尼苏达州。按照《密苏里妥协案》奴隶制区域的划分，这一地区属于自由领土。在这儿，德瑞德邂逅了哈里特·罗宾森，随即他们结了婚。哈里特把姓改为斯科特，艾默生因此也买下了她。后来，艾默生医生带着他俩坐上蒸汽船，顺着密西西比河一路南下来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杰瑟普堡（FortJesup）。艾默生在此追求了一个叫伊莉莎·艾琳·桑福德的圣路易斯女人，他俩也喜结良缘。年，艾默生去世。此后，哈里特、德瑞德以及他们的孩子就跟着遗孀伊莉莎共同生活在圣路易斯。像斯科特一家那样辗转各地的奴隶有很多，当他们听说有些奴隶通过起诉最终获得自由后，他们也决定上诉。实际上，斯科特一家一开始也请求过艾默生的孀妻伊莉莎允许他们赎回自由，这样他们就不会起诉。但是，伊莉莎却摆出一副卡尔洪那种政治活动家的派头，坚持自己有“权”在自己乐意的任何地方支配其财产。当斯科特一家提出上诉时，伊莉莎斥重金予以还击，花费了比当初买下他们还高的价钱。当伊莉莎在地方法院败诉后，她又把案子提交上一级法院。无论如何她都要在自己家里立下规矩，好让那些奴隶们俯首帖耳。年3月，参议员艾奇逊在国会上称《密苏里妥协案》和《西北条例》是美国历史上犯下的两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因为如此一来，他家乡州的三面都不承认奴隶制，也使斯科特一家看到了胜诉的希望。将年的《密苏里妥协案》称为“错误”是比较激进的，因为该法案其实是美国奴隶制历史上南北方高层之间的交易。到年底，艾奇逊和他在国会的同僚们认为，可以根据道格拉斯的请愿修建一段铁路，然后以此为契机修正《密苏里妥协案》犯下的错误。这些同僚包括了他的三个“铁哥们”，他们在F大街上合租了一套房子。这三人分别是詹姆斯·梅森，“弗吉尼亚猎人”罗伯特，以及南卡罗来纳州的安德鲁·布特勒。这三个人是“卡尔洪正当性程序原则”的忠实拥趸。以梅森为例，他起草了年的《逃奴追缉法》。这三个人决定要像伊莉莎那样维护奴隶主的权利，无论是在密苏里州还是别的地方，迫使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及其政党承认奴隶制符合《第五修正案》关于财产的规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年12月初，当新一届国会召开时，修建铁路就成了道格拉斯议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为此，他还通过委员会迅速起草了新的《内布拉斯加州领土法案》。但到了年1月4日前夕，艾奇逊告诉那些南方的议员们，他不会批准修建铁路所用的自由领土。道格拉斯立即发觉那些南方佬们让他陷入了困境。于是他重新起草了法案，并于1月4日提交了一份不同于国会版的草案。该版法案使用了年新墨西哥州的一些规定，称“内布拉斯加州奴隶制存废问题由当地人定夺”。南方佬们又称道格拉斯这样做还不够。于是，道格拉斯补充了一条说明，发表在1月10日的《华盛顿联合报》上，文章声明，由于笔误，该法案遗漏了一项条款。该条款其实是想要得到他被绑架的铁路而开出的赎金。内容是：“该州关于奴隶制的所有问题……都应由本州居民决定。”道格拉斯不得已只能尽力满足那些人的要求。但是，那些南方佬又变卦了，他们声称该法案没有明确提出废除《密苏里妥协案》。第二次关于领土法案的讨论时间是在1月16日，由来自肯塔基州的辉格党参议员阿奇博尔德·迪克逊进行演讲，他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年《密苏里妥协案》中的部分内容“剥夺了美国几个州及地区的居民在美国境内或未来美国境内购买或持有奴隶的权利”，这些条款将被废除，好像该法案从未在国会获得通过一样。这种做法相当于直接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实际上，这意味着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包括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获得的州）进行的奴隶交易都将受到法律保护。道格拉斯同意了迪克逊提出的修正案，但警告他“这将会引起一场风暴”。年1月21日，星期六，内阁就道格拉斯的法案进行讨论。就连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总检察长加勒·库欣那样知道要迎合南方人利益的人都无法容忍这件事，因为他知道此举将会失去数十个北方选区，甚至是议院大多数议席。但是那些南方人，特别是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热衷于通过这个法案。他们想得到民主党的官方领袖——总统皮尔斯的支持，说服他同意该法案。于是第二天，艾奇逊、罗伯特、道格拉斯和戴维斯开着两辆车到白宫拜访皮尔斯总统。他们在会客厅见到了总统，当时他正在做礼拜，他们道出了当前的局势。皮尔斯在就职典礼上曾表示，热切希望奴隶制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任何组织或狂热分子都不能威胁到美国制度的持续性，或者影响美国的繁荣。这一观点迎合了北方民主党派的殷切期待，经历过—年金融动荡的绝大多数美国白人也表示支持。皮尔斯总统只花了1个小时，就认识到这一点对美国的重要性。他甚至拿出笔，在这份法案上亲自写下会对他和民主党产生的威胁，甚至打破美国南北战争前脆弱的政治平衡的评语。他写道：“《密苏里妥协案》已经被年立法案中的原则推翻。”换句话说，西部其余各州将会像《年妥协案》后的新墨西哥州那样继续实行奴隶制，直到当地人民投票表决或法庭允许更改。总统对此完全支持，只要国会里有足够多的北方民主党人通过本法案即可。第二天，也就是1月23日，星期一，道格拉斯正式宣布该法案将有一个新名字，因为他另外增加了两个州推行奴隶制。一个是堪萨斯州，位于密苏里州西部；一个是内布拉斯加州，位于爱荷华州北部，一直延伸到加拿大。人们认为，道格拉斯此举是在暗示堪萨斯州将会推行奴隶制，而更靠北的内布拉斯加州则不会。观察家们可能还会想：就在1个月前，他们还觉得像堪萨斯州那样太靠北的地方，是不会推行奴隶制的。道格拉斯和皮尔斯总统竭力主张在北方推行该法案，为此他们还向媒体宣称：“《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的宗旨不是扩张奴隶制，而是让各州拥有自主选择权。”但同样是这批观察家却认为，自年以来奴隶制席卷全国的景象将一去不复返了。反对奴隶制的人却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一些国会议员抓住这个机会，发表了一份名为《独立民主党人的呼吁书》的文件。但是，呼吁书的起草人并不是民主党人，而是来自俄亥俄州的自由土地党人约舒亚·吉丁斯和萨蒙·蔡司。该文引用的19世纪40年代关于土地自由的观点，如今被道格拉斯可恶的背叛行为所佐证。内布拉斯加州奴隶制已经合法化，而该文则表示他们不相信堪萨斯州在保留自由权利的同时，还能容忍奴隶制一直向北扩张至加拿大边境。道格拉斯背叛了曾经“神圣”的承诺，他犯下的“严重错误”会让奴隶制阻碍其他州的工人和个体农民的自由流动，因为“不论哪个阶层的劳工被奴役，都是对劳动的不敬”。这些“独立民主党人”将在国会与该法案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们还写道：“即使将来我们的抗争以失败告终，我们也决不投降。我们会回到故乡，在那里建立新的自由制度，呼吁人们把美国从奴隶制中拯救出来。我们不会感到绝望，因为谋求人类的自由，同样也是上帝的目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的出台遭到批评后，进行的是美国国会史上关于奴隶制扩张问题最激烈的一次争论。所有有声望的国会议员都发飙了：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萨姆纳、纽约州的威廉·苏华德和俄亥俄州的蔡司反对该法案，而站起来回应的始终只有道格拉斯一个人。那些南方支持者们坐回自己的座位，让道格拉斯进行他的“表演”，他身材矮小、脾气暴躁的形象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他谴责那些反对他的部长，诅咒反对奴隶制扩张的《纽约论坛报》，回顾《密苏里妥协案》辩论中的种种细节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最终，在3月3日，他迫使参议院进行投票，结果以37:14取得胜利。而绝大多数投反对票的是北方的辉格党，但是也有14个北方民主党人加入了23个南方人的阵营，投了赞成票。这场斗争随后转移到了众议院。反对《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的大会在北方如火如荼地进行。纺织厂继承人及前辉格党人阿莫斯·劳伦斯回忆道：“我们前一天晚上还是‘保守、落后的辉格党人’，醒来后却成了‘疯狂的废奴主义者’。”在纽约，那些曾经为《年妥协案》奋斗过的商人，如今组织集会反对《年法案》，甚至有传闻说会成立一个新政党。北方的民主党派绷紧了党派的界线，但道格拉斯和政府却无情地役使他们。最终，道格拉斯阵营冲破阻挠，于5月21日在众议院以: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其中北方民主党人支持者为44人，反对者为42人。经历了3个月缠斗后，元气大伤的道格拉斯终于把《密苏里妥协案》撤销了。该法案结束了之前20年美国两党制的局面，辉格党在南北阵营中分裂，并于秋季中期选举中彻底瓦解。新成立的“无知党”又称美国人党，获得62个国会选区的支持，并以“本土主义者”身份重拾过去辉格党的一些政见，反对移民。但是，44个支持《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的北方民主党人中，有37个都倒台了，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受到了另一个新政党的冲击，其实就是共和党。年该党突然成立，他们的核心思想来自《独立民主党人的呼吁书》，赢得了46个众议院议席。与之前的自由土地党或自由党相比，共和党人的支持者更多。他们之所以反对奴隶制的扩张，一是出于道德要求，二是认为白人统治的世界不应被黑人污染。他们还支持有利于工业化的政策，最终他们得到了许多本土主义者的支持。美国的政治形势逐渐明朗，共和党联盟有可能在北方选民中获得绝大多数选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不仅毁了《密苏里妥协案》，也毁了那些在奴隶制扩张问题上鼓励妥协的组织。但是，共和党人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两个全国性政党之间可以达成新的平衡。南方的选民和政治家们比以往更加确信，他们能让奴隶制的扩张成为国家常态。在讨论过程中，道格拉斯试图强调民主党人以“人民主权”为核心这一点，并坚称堪萨斯的居民有权反对奴隶制。然而，这只是他们在政策和政治上释放的一个烟幕弹。萨蒙·蔡司称，国会里的“南方绅士们”表示不论选民如何决定，他们都会带着自己的奴隶去堪萨斯州，并且完全受到法律保护。那些来自南方的议员们对此尤其表示赞同。他们认为《密苏里妥协案》被否决，意味着联邦政府认可了正当性程序原则。他们计划要么通过竞选控制堪萨斯州，要么让最高法院推翻废奴法案，从而让奴隶制在堪萨斯州合法化。萨蒙·蔡司认为，虽然那些“南方绅士们”并不代表绝大多数南方白人的观点，但是至少南方媒体是同意联邦政府的观点的，他们希望奴隶制得到扩张。《纳什维尔联盟和美国》（NashvilleUnionandAmerican）称《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解救了（南方），使之不会因为违宪被驱逐，也不会被国会羞辱；而一位佛罗里达州的编辑则将之描述为“正义的行动”，认可了公民有权携带奴隶进入这些州。对于许多南方白人来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相当于确认正当性程序原则为法律，即使他们心里清楚不是所有北方人都会对此表示同意。年后，南方民众相信奴隶制的扩张势在必行。毫无疑问，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实现了这一点，让奴隶成为他们追求经营利润的工具。即使对于那些不是奴隶主的人来说，对奴隶不加限制地使用，使之成为个人财产，也总是和自由、现代以及自由经济挂钩。但是，南方白人选民们拿不定接下来怎么做最好：是立即执行约翰·卡尔洪所倡导的思想重要，还是留在联盟内更重要？或者，为了最终剔除人们贩运奴隶的天然权利，多忍耐一下是必要的？一扇门已经关闭了，堪萨斯州是不会种棉花了，甘蔗就更别提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的通过，使吞并古巴的设想彻底破灭。古巴距离美国非常近，在这里推行奴隶制会带来切实的利益。南方的奴隶们和北方的白人同盟本来可以一起探索这个地方，而古巴则会变成2—3个民主州，19世纪余下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会很不一样。但是，尽管赞成占领古巴的“年轻美国运动”的参与者和密西西比河谷的居民已经在等待古巴岛以外交手段或非外交手段落入美国之手，联邦政府及其盟友却动摇了。就在年民主党秋季选举失利之前，《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引发的冲突已经让人们开始质疑，在皮尔斯总统任期内美国能否占领古巴。新泽西州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名为《不再要奴隶州》的文章。文章称：“总有一天，北方人会同意占领古巴，但内布拉斯加州犯下的错误会让这件事变得遥不可及。”皮尔斯总统的大使写给南方的《奥斯坦德宣言》，旨在推动马德里和华盛顿购买古巴。《宣言》刚刚传回美国大陆，当时北方民主党人败选的消息就震惊了世人。《纽约论坛报》立即表示对这一结果感到满意，但北方人却对此嗤之以鼻。尽管美国政府在年就已经开始运作吞并古巴，但政府还是抛弃了《宣言》，查获了古巴海军安排在纽约的间谍船。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干预方案吸引了一些年轻的男性冒险家，比如威廉·沃克尔，他曾于年入侵尼加拉瓜，最后被抓住并判以绞刑。但古巴曾经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切实的好处，拥奴扩张主义者通过迫使北方联盟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上赌上所有的政治资本，把古巴问题剔除了。现在，正如南方强硬派代表詹姆斯·梅森总结的那样，堪萨斯州控制了南方的“命运”。自由土壤党人的数量已超过了支持奴隶制的人口数量。大约到年夏，占领了堪萨斯州公有土地的“所有（土地）申请者中，有9/10的人计划投票废除奴隶制”。这年秋天，皮尔斯总统建立了地方政府，主要由南方人以及北方顺从者构成，比如州长安德鲁·里德，他告诉那些南方议员，他会亲自带领奴隶去堪萨斯州。此外，在年，他还推动了州内立法活动。议员艾奇逊敦促密苏里州的白人“履行自己的义务”，确保在堪萨斯投票期间保持“和平与安静”。0名密苏里州人非法越过边界，到其他州投票，数量占总票数的75％。然而，所有立法者中只有一人支持奴隶制。里德觉得自己遭到了那些南方种族主义者的背叛，认为他们甚至推翻了“人民主权”，最终愤而辞职。与此同时，北方媒体以及国会共和党人指控民主党人持有的政见有问题，即“堪萨斯州的白人有必要做出让步，以便在堪萨斯州推行奴隶制”。阿莫斯·劳伦斯对选举欺诈进行了回应。他用纺织厂赚来的钱建立了“新英格兰移民帮扶公司”，该公司会为那些自由移民提供资金和武器，好让他们搬到堪萨斯州。与之相反，尽管亚拉巴马州的一位编辑称，“每一封来信都表明勇敢的年轻人已整装待发，决心为让堪萨斯州归顺南方而战斗”，但是很少有南方人愿意冒这个险。相反，奴隶扩张主义者通过威吓和非法投票的方式，让被北方称为“边境流氓”“令人作呕之辈”的密苏里州人赢得战争的胜利。总之，奴隶制的扩张依赖于华盛顿方面对此事的调控能力，如果华盛顿方面能够保住这些“边境流氓”的选举结果，那么奴隶制就有望扩张。史蒂芬·道格拉斯已经在积极推动国会确立堪萨斯“州”的地位。看起来，再来一次诈骗选举，堪萨斯就会成为第16个推行奴隶制的州。年5月21日，一伙支持奴隶制的势力劫掠并烧毁了劳伦斯镇，这个镇是自有土壤党人的聚集地。对此，马萨诸塞州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发表了一次义愤填膺的演讲，他谴责政府、道格拉斯及南方“对堪萨斯州犯下的罪行”，其中还夹杂了对议员安德鲁·布特勒类似人身攻击性质的言论。几天后，布特勒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侄子、美国众议员雷普斯顿·布鲁克斯冲进萨姆纳的办公室，用手杖把这个可怜的马萨诸塞州人打得鲜血直流、不省人事。佐治亚州的一位编辑写道：“我们深表遗憾，为了捍卫个人荣誉，对像萨姆纳议员之类傲慢无礼的人，偶尔如此教训一下是应该的。”而北方报纸，即使是像《纽约先驱报》那样奉行种族主义的报纸，对此事的报道也都换了一种腔调：“那些南方佬对自由州的白人如此不敬，他们甚至用打黑奴的鞭子来鞭打议员。”年，蓄奴州的住民们针对自由州的议员们策划了多起谋杀，而这些仅是恐怖活动的一部分。“那些西部各州的傻瓜们还以为北方和东部各州的男人们不会打起来。简直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事了。”一个自由州的编辑如此写道，“那些堪萨斯州的自由民会在受到侮辱前提前动手。”当自由土壤党的领袖呼吁大家要有耐心的时候，刚来不久的康涅狄格州人约翰·布朗称其为“完美老太”。布朗带来了好几个儿子和一些武器，此外还得到纽约州地产巨头格雷特·史密斯的资助。年5月24日夜晚，布朗和他的儿子们开始了杀人狂欢。他们冲进波塔瓦托米河边奴隶制支持者的房子，把他们揪出来吊死。布朗憎恨奴隶制，他把自己当作复仇天使的代理人，策划了这些作为惩罚性政治恐怖主义的屠杀。暴力行为的突然爆发，迫使自由党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斗争。整个夏天，两队人马在堪萨斯州的边界地区互相攻伐。这个时候又有州长辞职了，附近驻扎的美国军队阻止了那些全副武装的北方人进入堪萨斯州。到了年夏，移民活动终于画上了句号。“堪萨斯州流血事件”发生在年总统大选的背景下，这是新成立的共和党人展开的第一次抗争。大选中，约翰·伏雷蒙特获得了提名。虽然他是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的孙子，但他却致力于阻止奴隶制的扩张。美国人党（无知党）任命前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为纽约州州长，但他却被自己内部的南北方势力所分裂。美国整体经济的繁荣发展也缓和了反移民情绪。民主党人既反对粗鲁的富兰克林·皮尔斯，又反对主张让步的史蒂芬·道格拉斯，他们选择支持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布坎南。虽然布坎南做了4年驻外大使，但南方代表却很了解他，希望布坎南能够听从他们的指挥。年夏，堪萨斯州的民主党活动家称一些党内分子终于浪子回头了。要想在几个州推行奴隶制，就需要在张选票中赢得张。南方辉格党已不复存在，所以民主党派有希望赢得蓄奴州的所有张选票。他们只需要再得到北方几个州的支持就行了。大选当天，他们计划赢得宾夕法尼亚州（布坎南的老家）、新泽西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的选票，并最终在总统大选中胜出。但是那些南方佬明白，过去那种平衡已不复存在。人口的流动，意味着即使南方没有任何一个州投票，共和党人也有可能当选总统。尽管伏雷蒙特从敢于把票投给针对本区的地区性政党或对此并不在意的南方人中只获得张选票，布坎南在公开选举中也仅赢得很少一部分票。同时，一些北方民主党人相信，布坎南并没有像皮尔斯那样支持奴隶制。但是，他们错误解读了那些南方人的意图，后者旨在建立一套制度推行奴隶制，使之升格为真正的国家制度，并从中获利。斯科特夫妇对于他们正在交涉的对象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年，密苏里州高级法庭支持奴隶制的法官推翻了他们之前判决过的解放奴隶的案子，称“反奴隶法”并未影响密苏里州奴隶主伊莉莎·艾默生的财产权。斯科特夫妇不服，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而此时艾默生却将对他们俩的财产权让渡给了她哥哥，该事也变成了“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年，该案被提交到美国最高法庭。案件中一部分问题虽然涉及专业知识，但其中牵涉的最大问题也是当时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国会是否有能力突破密苏里州奴隶制的种种限制？联邦政府能否彻底解除或者限制奴隶主的财产主张？过去30年间，即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以来的所有总统任期内，最高法院都由南方人把持。尽管首席法官罗杰·B．坦尼几十年前就主动解放了自己家的奴隶，但在他任期内，法院在审理案子时（可追溯到“普里格诉宾夕法尼亚案”或更早），一直都在朝着将奴隶主的财产申请权确立为一项基本的、自然权利的目标稳步推进。该法庭将那些奴隶主的财产权申诉案件看得比立法人的权利还要重要，甚至高于国会议员的权利。法庭越来越认可卡尔洪及其同党的意见，认为不论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都无权限制奴隶主的财产移动权。相反，他们还应在强制移民和追逐逃奴问题上协助奴隶主。年3月4日，詹姆斯·布坎南宣誓成为美国第15任总统，此时，强制移民这个烫手山芋正等着他来处理。他在就职演说中表示，美国人没有必要对堪萨斯州感到愤怒，也不必为国会撤销《密苏里妥协案》是否公正而感到愤怒，因为最高法庭很快会解决有关奴隶制扩张的关键问题。两天后，最高法院发布了一个判决，9名法官中有6名认为斯科特夫妇无权为获得自由而上诉。大法官托尼解释了斯科特夫妇败诉的原因，并且认为《密苏里妥协案》无效，这一点陪审团的其他成员都一致认同。彼得·丹尼尔法官（弗吉尼亚人）用“一般性财产权”原则来解释为什么国会不能废除奴隶制，而托尼的论点只是对卡尔洪正当性程序进行了复杂冗长的阐述。“联邦政府无权干涉个人财产权及人身自由”，这适用于所有进入领地内的移民，包括跟他们一道来的强制移民（奴隶）。“除宪法规定外，任何法律不得干涉本法规定的各项权利。”无正当理由，任何人不得搜查或没收他人财产，如通过立法剥夺奴隶主的奴隶财产。该决定立刻引起广泛批评。许多共和党人对此表示拒绝，因为此举将大多数反对奴隶制扩张的行为判定为违法，他们坚称宪法给予了各州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利。有些人拒绝法庭本身，视其为非法。当时美国最知名的报纸，如霍勒斯·格里利创办的《纽约时报》，称法庭的该项决定为“虚假的陈述，肤浅的诡辩”，比起“华盛顿的酒吧”传的小道消息强不了多少。一位评论家指出，正当性程序原则在《大宪章》时代就已经提出了，但是直到19世纪30年代人们才发现，该原则能够防止法律废除人作为财产的使用权。托尼认为斯科特不得提起上诉，因为非洲人的后代不能算作美国公民。对此，历史学家和持异见者对这番言论持否定态度。的确，美国至少有5个州自年修改宪法后就承认非洲裔美国人为公民了。此外，历史学家和当代评论家普遍缺乏说服力。例如，有些人认为《第五修正案》中出现的正当性程序条款指的是“财产”，而这并不包括奴隶。因此，宪法无法阻止人们蓄奴。但是，彼得·丹尼尔法官指出，《临时条约》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将奴隶划为一种“特殊”财产，在此种情形下，认为奴隶主立下的正当性程序原则不包括奴隶，显然并不合理。一些批评家认为，托尼在发表很有气势的主张时，并不代表整个法庭。但是，实际上他代表了当时做出这些判决的绝大多数法官的意见。另一些批评家指出，托尼此举仅出于党派需要。“德雷德·斯科特案”很显然属于政治性的判决书，但当时绝大多数案子的审理都带有政治性。法官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按照正当性程序原则对此案作出判决，而不去理会此案背后牵涉的深层问题。然而，像寡妇伊莉莎·艾默生和那些制订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的议员们那样，托尼想和同党一起把此事上升到宪法决战的高度：他们想毕其功于一役，瓦解奴隶们的盟友。他们站在上帝的高度，聆听这位肯塔基妇女的祈祷：我能活到案子判决的那一天吗？他们的回答是：不，你活不到。而且，托尼和他的同党们对斯科特一案作出的判决，获得了除非洲裔美国人和共和党之外的所有人的支持。托尼反对将黑人的公民权合法化，为此他重施了史蒂芬·道格拉斯的策略，将北方白人的怒火集中到黑人身上。新奥尔良的《皮卡尤恩时报》称，“斯科特诉桑夫”（法庭将奴隶主的姓拼写错了）一案否定了黑人共和党人组织的合法性。对此，北方民主党派报纸《纽约先驱报》表示认同：“法庭动摇了北方共和党人反奴隶制的根基。”尽管一些愤怒的共和党人建议采取法律之外的方式控制司法部门滥用权力，来推进少数派的政治议程，他们本不应对法庭的裁决感到震惊。该判决再次保护了美国极为重要的一项历史传统：黑人处于社会底层，白人通过奴役黑人发展社会。这个过程由南方人引领，再由一部分北方人进行协助。宪法做出的最重要的让步由那些奴隶主及其北方同党们一手促成，此举保证了奴隶制能够继续扩张。宪法体系已经让奴隶制持续运行了70年。托尼主导下的法庭比以往更清晰地表明，在联盟核心价值观中，奴隶是完全属于奴隶主的动产。“仿佛全世界的力量都集中到一起反对他。贪婪不放过他……哲学不放过他，连那个时代的神学都迅速加入了跟他作对的阵营。”还有法律，使斯科特夫妇及其女儿们成为受人宰割的猎物。前国会议员亚伯拉罕·林肯于年夏在伊利诺伊州的一次讲话中也如此感叹。他敦促听众去看一看奴隶主是如何精心策划，变本加厉地迫害万人类同胞的；他们在遭到集体抵制后，又将手伸向另一块大陆，并将其发展为奴隶制的乐土。林肯还这样比喻道：“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都对他关上了厚重的铁门，”政党政治、宪法、整个国家一半的教堂以及大量商业利润都被扭曲了，用于把黑人束缚起来，就像把他们投入了牢房，而且牢房“用一百把钥匙给上了锁，你缺了任何一把都休想把门打开。而这些钥匙又分别掌握在一百个人手里，这些人又散布在一百个不同的、遥远的地方，而且他们还站在一旁琢磨：在人的精神与物质一切范围之内，能不能再搞个发明，比这个办法更妥当，让奴隶们更加插翅难飞”。年，林肯国会任期结束，返回伊利诺伊州，暂时告别政坛。年道格拉斯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让他感到无比震惊，他协助共和党人成立了伊利诺伊州共和党，摆脱了与南方的辉格党合作的束缚，从此建立了威信。他在每次演讲中都会讲到，奴隶制的扩张会避开各种妥协法案，而那些一直是美国白人想包含和保留下来的。强制移民所遭遇的凡此种种急功近利的毁灭和重建，超越了白人废奴主义者将奴隶制视为犯罪的道德批判，超越了那种认为奴隶制已经过时的地域性的傲慢。无论其是否有效，奴隶制都把南方人限制在重复的扩张之中。林肯提醒北方人：“如果我们把所有资金都投入棉花织机上，我们也可以像南方人那样。”林肯强调，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为了保证奴隶制未来的产出。在普通耕田者、伐木工的历史上，曾经为林肯这样的人提供前所未有机会的原则与机构正在被扭曲。当每一扇门都关上，每一把枪的子弹都上膛的时候，你连做梦都没梦到过的种种可能就会被永远的奴隶制取代了。于是等待囚徒们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对于全世界千千万万期盼现代世界能够将自己从古老暴政下解救出来的人们来说，如果连美国都不履行自己的诺言，让所有美国人都获得自由，那么整个世界对自由的希望也将随之破灭。林肯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自年以来，各种因素使南方奴隶制扩张者的信心达到最高点。在全国推行奴隶制的热情居高不下，空前的经济繁荣将奴隶主的收入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最高法庭的判决和《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给奴隶主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民主党派、南方和北方可以心满意足地把斯科特一案当作建设宪法、政治经济大厦的最后一块基石。停止关于奴隶制扩张的讨论，此举会让“民主”以及民主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优势地位。一旦为万奴隶的枷锁配上武装，追求自由的力量将不会有出头之日。因此，年，南方奴隶主过分使用政治手段（这次不是经济手段）给他们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年夏，堪萨斯州举行了一次制宪会议代表的选举。自由州的绝大多数代表联合抵制选举，密苏里州选民再次涌入州界进行非法投票，而堪萨斯州的1.9万名男性原住民中，有85％都未投票。因此，年10月，当60位代表会集于康普顿时，每一位都是奴隶制的支持者。他们计划起草一份美国历史上最有利于奴隶制的州宪法。州宪法第8条完全遵循了卡尔洪原则，规定“在审理地方案件中，财产权优先并高于宪法规定，奴隶主有权蓄奴，亦有权增加奴隶数量，其不可侵犯性与所有财产权完全一致”（州宪法第23条“权利清单”中，“获得自由的奴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居住在该州境内”）。该法律使得堪萨斯州的多名奴隶即使在修改宪法的情况下，也永远无法获得自由。废奴主义者同样也不承认投票的最终结果。支持奴隶制的选民们在康普顿以0:取得了胜利。北方人每天都能从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滑稽剧。南方民主党人施压，要求国会立刻通过这份“非民主条件”下诞生的法律文件，此举将使堪萨斯州彻底沦为蓄奴州。布坎南政府出于政局的稳定考虑，同意该州宪法的通过。而以史蒂芬·道格拉斯为首的北方民主党人之前在兜售《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时，曾向选民承诺“普选权”，让选民来选择，“康普顿选举丑闻”一出，无疑是往他们脸上扇了一巴掌。如果这些民主党人希望赢得伊利诺伊州、纽约州或新汉普顿市的选举，就必须推翻《莱康普顿宪法》。道格拉斯明白，这是在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而战，于是他以雷霆万钧之势反对效忠于布坎南以及亲南派政府的民主党人。与此同时，民主党内部在国会中也产生了分歧。堪萨斯州的斗争引发了经济衰落。—年间，乘坐从芝加哥向西前开往堪萨斯的火车的移民由10万人下降到1万人。堪萨斯州的土地买卖市场渐趋萎缩，市场上投机行为消失，铁路股价暴跌，主要的北方银行因投资失利破产。凡此种种导致了年大恐慌，无数北方人失业。但是，工厂还在购买南方的棉花，因为国际需求依然旺盛。回想起19世纪40年代那些北方债权人如何摇动手指血本无归的情形，那些支持奴隶制的作家们讥刺地写道：“这一次，南方‘奴隶主们’将会帮助国家摆脱金融债务。”虽然那些南方民族主义者在一旁幸灾乐祸，可共和党人依然坚持自己的信条，认为“奴隶主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恐慌。对此，康普顿依然保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年，包括史蒂芬·道格拉斯在内的参加改选的北方民主党人都觉得情势岌岌可危。林肯决定向道格拉斯发起挑战，争取自己的参议院席位。林肯利用竞选验证自己的主张。其中他特别说明任何保护强制性移民的政策，比如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权论”，都将不可避免地以牺牲政治经济自由为代价，来满足奴隶主的需求。年8—10月，林肯和道格拉斯举行了7场辩论。其中，林肯反对奴隶制的理论基础非常具有说服力，不论是像大卫·威尔莫特那样的种族主义者，还是废奴主义者，还是持介于两者之间观念的人们都无法反驳。林肯认为，奴隶制和他理解的美国核心价值的基础是互相矛盾的，特别是和《独立宣言》中提到的“自然权利”主张相冲突。他认为：“如果奴隶制是合理的，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错的。”林肯承认，要想在短时间内结束奴隶制，的确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奴隶制就像人脖子上长的癌细胞，人们不敢切掉它，否则就会流血而亡；它又像一条响尾蛇，爬上了孩子们正在酣眠的床，如果他弄开那条蛇，可能会伤到孩子，一旦蛇被惊醒，很可能会咬着孩子。但如果继续让响尾蛇待在孩子的床上，或任由癌细胞扩散，结局依然是死亡。过去70年间，美国允许奴隶制扩张，加深了奴隶制的罪恶，给奴隶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林肯认为，美国不能永远一半实行奴隶制，一半实行自由制度，我们只能选择其一。连林肯的终极政敌、赞成奴隶制扩张的南方政客也赞成林肯将奴隶制作为一种体制的分析，而且奴隶制只有扩大地域范围，才能保证运作良好。林肯警告人们，南方人将会尽一切努力让全美国都处于奴隶制统治之中，而这将限制美国人民的权利，让自由州的人民像那些南方人一样推行奴隶制。虽然历史学家们已经断言奴隶制不会扩张到自由州，但林肯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他在伊利诺伊州渥太华市参加辩论时说：“美国要想彻底沦为奴隶制国家，再来一次德雷德·斯科特那样的案子就够了，只要最高法庭判定任何一州在宪法体系下都不得废除奴隶制，就像他们判定宪法或任何地方法都不准废除奴隶制一样。”甚至当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时候，“莱蒙诉纽约人案件”都会被转移到最高法院。本案中，弗吉尼亚州一位奴隶主带着奴隶取道纽约去往得克萨斯州。这位奴隶主声称，纽约州因其在延期停留期间将奴隶留在曼哈顿而宣布其奴隶应当获得自由，此举侵犯了他的权利。托尼领导下的最高法院基于正当性程序原则做出正确的判决，奴隶主作为美国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剥夺其财产权。林肯承认，绝大多数美国白人无法想象非洲裔美国人获得自由权会是什么样子，更别说让他们享有和白人一样的权利了。近年来，反对林肯的人从这些声明中摘出一些零星的句子来证明林肯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的确，林肯用过这样的句子，特别是在伊利诺伊州南部“小埃及”地区进行辩论的时候，道格拉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恶意煽动反黑人民众的兴趣，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林肯还是坚持自己的中心论调。奴隶制低估了自由主义的未来对于黑人和白人的意义。奴隶制不被允许扩张，否则将在各地泛滥，改变一切。虽然奴隶制的废除不能一蹴而就，但却势在必行。奴隶制的废除应该从以道格拉斯为首的民主党的倒台开始，因为他们总是让那些南方扩张主义者大行其道。道格拉斯在堪萨斯州、华盛顿州都进行了反击，以证明北方民主党人并没有沦为奴隶主们搜刮北方选票的工具。年底至年初，国会里的南方人和消极的布坎南政府就是否承认《莱康普顿宪法》，是否接纳堪萨斯州为蓄奴州进行投票。道格拉斯及其支持者们，以及那些国会中的民主党人现在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年4月，30位国会议员在激烈讨论后——其间，密西西比州国会议员威廉·巴克斯代尔的假发被意外扯掉，此前没人知道他戴的是假发——国会否决了《莱康普顿宪法》。威廉·巴克斯代尔（无视布坎南的抗议）坚持将决定权归还当地人民，让他们自己对州宪法再次进行表决。8月，堪萨斯反对奴隶制的选民终于出来投票，如今他们有了一次公平的机会来拒绝《莱康普顿宪法》。年11月，道格拉斯与莱康普顿的抗衡使伊利诺伊州民主党议员的选票仍然倒向民主党这边，最后民主党险胜，道格拉斯继续当选参议员。但是，南方民主党战略家发觉北方势力正在积蓄力量，实力已经不可小觑。他们决定进行竞争，要么让整个美国都接受奴隶制，要么让民主党彻底分裂。年5月，堪萨斯奴隶制的支持者在某定居点的屋外谋杀了5名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为此对密苏里州展开了突袭，杀死了一位奴隶主，并把11名奴隶带到了加拿大。年初，布朗来到波士顿，遇见了一些反对奴隶制的富人，他们非常赞赏他在堪萨斯的行动。这些人中有布朗的支持者格里特·史密斯，废奴主义者、唯一神教派牧师西奥多·帕克，以及波士顿贵族的象征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这些人自称“神秘六人组”。他们被布朗传统布道式的表达方式吸引，对布朗的计划表示支持。布朗提议由他组织一个突击队，前往弗吉尼亚的哈普斯渡口，占领联邦军械库。该地位于蓝岭和波托马克河的交汇处，如果布朗控制了军械库，他相信附近50里范围内的奴隶都会投靠到他的麾下。支持者们对此表示赞同。如今，北方人也想以坚决的以暴制暴的方式回击南方人的欺凌。他们愿意给布朗提供资金和武器，让他在宾夕法尼亚州钱伯斯堡建一个藏身之处。布朗在那里招募突击队，队伍包括他的几个儿子、十几名白人，还有5名黑人。“神秘六人组”还在堪萨斯州的苦难之地和当时最杰出的非洲裔美国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住所之间设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在钱伯斯堡外的一个采石场里，布朗试图说服道格拉斯加入他的组织。但是，曾身陷奴隶制囹圄20年的道格拉斯对于奴隶主雄厚的实力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他警告布朗，由于在堪萨斯实施了只针对弱小目标的游击战术，再加上反奴隶制的宣传，这才让布朗和他的支持者们乐观地认为可以轻易地粉碎奴隶制社会。废奴主义者们对政府进行攻击不但没有什么作用，还会导致舆论反对这种在北方白人看来是不负责任的暴力活动。年10月16日晚，在道格拉斯未参与的情况下，布朗和18位勇士一起偷偷溜进哈普斯渡口。这是弗吉尼亚州（现在的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坐落于高耸的悬崖之上，从这里可以看到下方通往富饶之乡谢南多厄河谷的主干道，以及往肯塔基市运输奴隶的通道。布朗和他的队伍很快就占领了联邦军械库，获得了大批军械。他派遣一支小分队到附近的种植园去招募一批反对奴隶制的革命者。与此同时，布朗还切断了电路，迫使向东行驶的晚班列车停运。但是，此次战斗从一开始就犯了错。布朗的手下杀死了一位列车长，讽刺的是，那还是一位获得自由的非洲裔美国人。之后，他们又令人费解地让列车沿着轨道驶向华盛顿，告诉那里的人们暴动开始了。布朗派去招募新兵的人从附近只带回来4个人。第二天，当地的军队闯进镇里，射杀了布朗队伍里一名叫丹杰菲尔德·纽比的成员，他之前是附近种植园的奴隶。纽比倒下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口袋里的几封信。这些信件是他的妻子哈里特写的，当时她和孩子们还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做奴隶。最后一封信写于8月16日，信中说：“听人说主人现在缺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把我卖掉。如果真是这样，我对未来一切美好的愿望都将破灭了。”在里士满的百货市场，像哈里特这样的女奴隶可以卖到0美元，所以哈里特的主人改变了主意，不想让纽比赎回妻子。士兵开始肢解纽比的尸体，把他的耳朵和睾丸割了下来作为战利品。余下的人将布朗及其手下逼到了一座军械库里。第二天，在海军上校罗伯特·李的带领下，美国海军从华盛顿出发，强势登陆。联邦军队杀死了很多袭击者，其中包括布朗的两个儿子。布朗本人也重伤被捕。尽管布朗犯下的罪应由联邦审理，但布坎南政府还是允许弗吉尼亚州审判布朗。这场审判从程序上讲像是一出讽刺剧，但布朗发动暴乱证据确凿，他无从否认。最终判决前，布朗获得了讲话的机会。布朗对着《新约》发誓，说出了实情。他声称自己“将永远铭记那些被奴役的人们，他对此感同身受”。布朗仿佛变成了奴隶中的一员，伸出手臂为奴隶们争取自由。如果他的牺牲能让公平来得更快，他愿意用自己和孩子们的生命与几百万奴隶一道反对邪恶、残忍且不公的立法体系。正是这些立法体系损害了黑人的利益。年12月2日，有数百名士兵把守在查尔斯市的刑场外，防止有人劫走布朗，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人来。弗吉尼亚州长官对布朗施以绞刑。布朗的妻子找到他的尸体后，把它带回了纽约州的农场埋葬。和布朗一起受刑的还有两个非洲裔美国人，一个是从南卡罗来纳州逃出来的奴隶希尔兹·格林，另一个是自由黑人约翰·科普兰。他们的尸体作为解剖实验标本被医学生带走了。整整70年，南方和北方的政治经济精英以及许多普通白人一直通过买卖奴隶、剥削奴隶的身体和智慧来榨取利益。支持奴隶制的人们让其他美国人进行选择，究竟推行扩张奴隶制，赚取丰厚利润，还是经济下滑；究竟是继续推行奴隶制，还是解散联盟；究竟是支持其中一个政党，使之领导美国散播奴隶制病毒，还是在总统选举中被对手打败；究竟是在堪萨斯州推行奴隶制，还是建设一条连接各州的铁路。布朗起义的失败，表明游戏规则改变了。林肯也曾在年竞选辩论中清晰地发出警告，但是那次他败选了。或许北方人会在年竞选时再次在奴隶制扩张问题上退让。在某种程度上，丹杰菲尔德·纽比、希尔兹·格林以及约翰·科普兰的就义，意味着约翰·布朗的胜利。这时南方人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威胁离开联邦以获取好处；要么留在联邦，但可能还会遭遇哈普斯渡口那样的事件。有人在布朗位于马里兰州的藏身处发现一张地图，报纸立即把地图上几处目标详细地列了出来。白人们开始怀疑自己身边的人，怀疑对方会不会是下一个约翰·布朗。报纸上报道的任何一起谋杀案，都会被人看作是整个阴谋的一部分。佛罗里达州一位名叫威廉·凯特的奴隶主，是分裂主义政治家劳伦斯·凯特的哥哥，他在半夜睡觉时被家里的奴隶割喉杀死。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游客被亚拉巴马州一伙暴徒劫持，最后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奴隶主才脱离了魔掌。马萨诸塞州一个地图商在乔治亚州贩卖地图时，被“告诫委员会”逮捕。一个爱尔兰人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市大胆表达自己的意见，认为奴隶制压低了白人的工资，结果被一伙流氓扒光衣服。蓄奴州立法人员命令一个奴隶抽打他，然后把烧开的油浇在他的伤口上，又让他的全身粘满羽毛。这名爱尔兰人回到纽约后，北方的报纸对他进行了采访，报道称“他一直以来都投票支持民主党”。年冬到年春，到处弥漫着紧张焦虑的气氛。奴隶阴谋论和私刑传言甚嚣尘上。还有人说北方白人对布朗大加赞赏，说他被吊起来的时候就像圣徒一样。共和党人否认了此次袭击，就连那些对奴隶制稍有微词的人，都认为布朗是毫不妥协地反对万恶的奴隶主的代表。9月2日，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布在布朗行刑的那一刻，拉响数百发礼炮向布朗致敬。北方中产阶级出版的图书把布朗描述成一名基督徒式的人物。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写道：“约翰·布朗把绞刑架变得像十字架那样神圣。”亨利·戴维·梭罗之前一直反对暴力，倡导和平，同时他还反对墨西哥战争，反对纳税。而这次他却说，“若论男人的果敢和气魄，若论朴素的真理”，所有政治家说的话加在一起，也比不上“疯狂的约翰·布朗随意说出的几句话”。在他看来，“布朗是第一位让奴隶主尊敬的北方人”。确实，布朗让那些奴隶主不得不重新评估形势。目前来说，奴隶制在整个大陆长期以来的扩张和在国家政局中的强势已经达到顶峰。之后，奴隶制将面临衰落还是继续发展？年的棉花产量非常惊人：万包，可生成高达20亿磅清洁的纤维。奴隶们的产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一家三口奴隶的平均产值是磅，该数字是年的22倍。美国政坛上一直沿用的法则——万奴隶乘以3/5的选票，加上万包（该数字仍在攀升）棉花，以及北方政治家们出于维护各地区间联合的需要——所有这一切使得全国少数派掌控了全国的政策。但是，当南方民主党开始考虑即将到来的年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还是担心《莱康普顿宪法》的失败、共和党人的崛起，加上北方实力的不断壮大，最终会阻碍奴隶制永久纳入美国政治制度。他们认为最后的撒手锏就是脱离联邦。分裂主义在南方演讲中成了老生常谈。相比年危机爆发的时候，如今脱离联邦论更有市场。过去10年的经济大繁荣让南方人确信，他们的经济体系足够强大，而且以后也不会衰弱，因为就像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斯·亨利·哈蒙德于年在参议院说的那样：“棉花主宰一切，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敢和棉花抗衡。”北方人不敢阻挡南方人前进的步伐，棉花会让南方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继续繁荣下去。尽管密西西比州参议员杰斐逊·大卫和阿伯特·加勒廷·布朗希望借助联邦政府在各州颁布《奴隶法典》，以此实施“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参议院解决方案，但那些政治觉悟较高的南方人在年初就放弃了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南方各州的立法人员正在储备军械，一些在华盛顿的南方代表正在策划一场政变。首先他们会占领国会，然后让南方各州提供武器，为临时政府提供武力保护。受哈普斯渡口事件的影响，南卡罗来纳州的立法机关派特使到弗吉尼亚州商讨和平解散联邦的策略。密西西比州立法人呼吁南方各州在亚特兰大举行一场会议，商讨如何从联邦分裂出来。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对此表示支持。最后，西南各州民主党领导的政变影响了民主党自身。不知道该庆幸还是难过，年4月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地点定在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那些继承了家里70年历史的棉花和蔗糖工厂的企业主们计划让民主党俯首称臣，将奴隶制的扩张作为一项国策来执行。否则他们就会像亚拉巴马州对其代表暗示的那样，从大会分裂出去。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邦维尔·雷特称之为“民主党的毁灭”。大会一开始，南方人就提出全党应采纳布朗和大卫在参议院提出的《奴隶法典》的建议。与会的大多数——北方代表们——表态予以拒绝。若在自由州颁布《奴隶法典》，等一切尘埃落定，北方就没有民主党的立足之地了。俄亥俄州的一位代表说：“你们这样说，等于告诉大家我们低人一等，无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切都得符合南方人的利益才行。但我正告你们，你们想错了，我们是不会同意的。”闻听此言，亚拉巴马州、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阿肯色州以及得克萨斯州的代表们摔门而去。佐治亚州代表抱怨道，棉花州更应为另一件事操心，即奴隶市场的重新开放。大会的主持加莱布·库欣称，总统提名需2/3的代表通过。史蒂芬·道格拉斯在《莱康普顿宪法》问题上成功击败布坎南后，已实际赢得北方民主党人的支持，但要拿到足够的票数已经不可能了。其余代表决定在6月18日重新在巴尔的摩举办一次会议。届时，北方民主党人将不会让查尔斯顿分裂派入席，而分裂派自己则选择在街对面会面。北方代表在大会上宣泄了他们的愤怒：“奴隶主想要统治一切，否则他们就毁掉一切。他们终其一生都在统治奴隶，现在就连白人他们都不想放过。”他们提出推举道格拉斯为总统人选。在另一场大会中，分裂派民主党人制定了在全国范围内永久推行奴隶制的纲领。他们提名来自肯塔基州的约翰·布雷肯里奇——布坎南政府的副总统——为总统候选人。与此同时，一些超过60岁的老辉格党人以“宪政联合党”为名，推选了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即来自田纳西州的约翰·贝尔。边境各州的人们大都给贝尔投了票，期望在混乱中谋得出路。致力于种族迫害的民主党人口中的“黑人共和党”，已经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人在芝加哥召开会议，会上那些党员领袖们拒绝了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威廉·苏华德和萨蒙·蔡司成为总统候选人。虽然这两人在党内深孚众望，但在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北地区却被视为激进废奴主义者。共和党人期望得到绝大多数选票，因此他们把目光转向亚伯拉罕·林肯。林肯是吸引北方底层的适合人选，同时他也不排斥苏华德和蔡司的道德胜利论，他也能坚守住共和党人的原则，不再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在年与道格拉斯的辩论中，及年初在纽约库珀学院的演讲中，林肯提出，结束奴隶制的扩张可以让奴隶制在未来一个世纪内消失。这个解决方案以及时间表，意味着白人不必为种族制度的立即转变而纠结。林肯获得提名的那一刻，可能就已决定了年的选举结果。南方人的选票游离在布雷肯里奇和贝尔之间。共和党人主要依靠新英格兰、俄亥俄、伊利诺伊和遥远的西北地区。如果他们另外赢得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选票，就能赢得本次总统选举。共和党组织了多个名为“高度清醒”的俱乐部，里面全是支持林肯的年轻人，他们会像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俱乐部那样，哪里斗争最激烈，就上哪里发起运动。州内的各位政党领袖，如宾夕法尼亚的西蒙·卡梅伦、纽约的塞罗·韦德，也开始了他们肮脏的投票运作。11月6日，林肯拿下了除新泽西州外的所有自由州。经过四轮竞选，林肯赢得了40％的选票，获得了张选票中的张。尽管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的胜利意味着奴隶制的终结，以及白人女性将会嫁给黑人男性。然而，布雷肯里奇却未能赢得上南部（UpperSouth）的选票，那里保留了一些对联邦的情感。没有了这些州白人的大力支持，整个南方体系就会缩小，军队实力也会大打折扣。现在总统大选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支持黑人的共和国”总统，棉花州会兑现他们之前的威胁言论，从联邦中独立出来吗？如果他们真的独立出去，而且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威胁各州，就像—年冬天“撤销案”中杰克逊做的那样，那些白人公民会诉诸武力保护自己吗？10月底，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威廉·吉斯特写信询问其他蓄奴州长官，若林肯赢得选举，他们是否准备召开独立大会。共和党人坦言他们会阻止奴隶制的扩张，最后实现彻底废除奴隶制的目标。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佐治亚州以及佛罗里达州对此予以肯定，但他们希望由南卡罗来纳州来带这个头。11月10日，南卡罗来纳州立法人员预备在12月初召集一次代表大会，商讨脱离联邦的具体事宜。其他棉花州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南卡罗来纳州如期举行了公投，代表们悉数到场。12月20日，代表们就脱离联邦达成一致意见。3周内，密西西比州和佛罗里达州的人们也投票脱离了联邦。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紧随其后，得克萨斯州也在年2月1日决定脱离联邦。或许棉花州绝大多数白人都和那些企业主一样，感受到了奴隶制扩张进程停滞的紧迫感，又或许他们并没有这种感觉。那些政治领袖操控会议以期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选民们要么投票选择脱离联邦，要么选择妥协。妥协意味着他们希望其他州先脱离联邦，作出表率，而这种妥协的态度又使他们被骂作“投降派”，说他们愿意投入北方佬的怀抱。大会代表比绝大多数白人都富有，比如密西西比州代表平均每人有15个奴隶，亚拉巴马州代表有13个奴隶，佐治亚州代表有13个奴隶，南卡罗来纳州代表则有37个奴隶。主张合作的奴隶主们由那些不经营种植园的区域选举产生，在选民的指示下他们前往州府，拖延脱离联邦的进度。可是，一旦这些代表们经济上的伙伴参与进来，他们就会改变立场，会议表决结果几乎全票通过。尽管奴隶主们把持了大会，操控了脱离联邦的进程以维护蓄奴州的局面，但最终他们还是得面对那些自耕农以及贫穷白人的步步紧逼和质疑，（有时发自对联邦的忠诚）不得不讨好他们。美国内战结束后，南部联邦对自己犯下的错误道歉，称之前南方各州为了宪法规定的“州权”要求脱离联邦完全是一个谎言，如此撒谎只是为了洗白过去。每位与会代表都清楚地指出，他们决定脱离联邦只是为了保护奴隶制。林肯的胜利，让南方腹地的奴隶主们感觉唯有脱离联邦才能让南方幸免于难。一位曾支持道格拉斯的亚拉巴马州的编辑说：“解放万奴隶等于让我们放弃2万美元的财产。”从密苏里州到得克萨斯州，从“威尔莫特事件”到《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以及《莱康普顿宪法》的颁布，不论联邦政府是否就奴隶制问题干预蓄奴州，政治家们始终都在围绕该不该废奴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分裂主义者担心，他们无法说服南方绝大多数没有奴隶的白人脱离联邦，而说服的理由仅仅是为了确保企业主在未来的棉花生产过程中不受干扰。于是他们大肆宣传共和党人当选后，北方必然承诺白人和黑人种族地位平等。这一点，由密西西比州议会派出的一位特使告知佐治亚州的同僚们。共和党人不仅宣称要废除奴隶制，“还要求……黑人和白人平等地进行选举，获得荣誉，同工同酬；平等地进行社交，平等地享有结婚权”。解放奴隶意味着除了种植园主，其他人将失去晋升机会，就连那些只有一个奴隶的人也将失去机会。更糟糕的是，白人尤其是白人男性拥有的特殊地位将不复存在。林肯赢得选举只给他们留下了一个选择：要么选择脱离联邦，否则你邻居家的奴隶可能会娶了你的女儿；要么主动献上你的妻女以满足那些半开化的黑人的兽欲。特使称，如果让共和党人领导国家，就意味着“暴力的狂欢”“一场灭绝式战争”，白人们会以被暗杀、种族融合或者强奸的方式，最终走向毁灭。假如种族恐惧迫使那些没有蓄奴的人们接受了奴隶制，奴隶主们就能接着让奴隶制重现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特征，以及急功近利、兼具创造性和毁灭性，极尽右手权力之能事的扩张进程。他们还能继续利用黑人迁徙和奴隶贸易，把黑人商品化，就好像将他们的身体分成多块，以使自己获取更多的利润；继续让黑人妇女被隔离、被强奸。但是，恐惧会让人们怀疑那些演讲者是否清楚白人公民畏惧南方脆弱、高度不平等的剥削型经济体制，是否清楚没有了种族优势这个保护网，特别是奴隶制这样的保护网，他们将会陷入贫困和堕落的深渊。或许，演讲者的恐惧也折射出自身混杂在一起的各种欲望和焦虑，在这样一个不断流动、扩张的现代经济中，可能一夜暴富，可能瞬间破产，性暴力和政治权力的交织以及奴隶的身体带来的性欲和财富上的双重满足。尽管这些观点在七大棉花州大受欢迎，但上南部各州那些没有奴隶的绝大多数代表持反对态度。2月4日，弗吉尼亚州投票表决，名代表中，仅有32人支持脱离联邦。尽管詹姆斯·梅森和其他人发誓忠于卡尔洪原则，但老自治领那些不太富裕、思想上不太效忠的人还未做好准备。同样在2月，堪萨斯州、田纳西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以及北卡罗来纳州都拒绝脱离联邦，至少他们觉得还未到时候。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争先恐后地恢复联邦层面的区域妥协法案。肯塔基州的约翰·克坦顿召集了13名参议员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按照亨利·克莱的传统，克坦顿提出了6条宪法修正案以及4项决议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恢复了《密苏里妥协案》，并承诺联邦政府会在北纬36°30′以南永久推行奴隶制。另外则规定，未来不允许对这些宪法修正案、州立法机关五分之三条款以及逃奴条款做出任何修改。如果获得国会通过，并且全国3/4的州立法机构批准，这些条款将被写进宪法。克坦顿的提议将使奴隶制变成一项美国的永久制度。他们会给阻挠议事增加一些别的诱惑性条款。这就是妥协法案的模式，或者说，这就是边缘政策对南方的一种安抚。这些修正案的通过可能未能说服棉花州放弃对政治独立的追求。那7个棉花州的白人沉浸在疯狂的政治热情中，任何人都难以说服他们做出改变。那些让南方人在政治上自成一体的说法越来越有市场。同时，南方的领导者们在年12月到年1月期间一直待在华盛顿，比如说密西西比州的杰斐逊·戴维斯，但他对所有妥协案均持冷淡态度。虽然很多共和党人急切地参与了妥协案的谈判，林肯总统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林肯在给纽约州共和党领袖塞罗·韦德的信中写道：“在奴隶制问题上我们决不妥协。一旦妥协，我们将会失去所有的劳动力，而且不久我们会再次妥协。”对此，民众用选票发声，反对任何形式的奴隶制扩张。林肯拒绝放弃投票结果，坚称“斗争迟早发生，最好是现在”。这句话鼓舞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虽然共和党人已经同意让新墨西哥州蓄奴，但他们反对在北纬36°30′以南实行奴隶制。一些历史学家批评林肯的这些举动，说他和其他北方人一样误解了南方，以为南方是在玩博弈游戏，想让北方又一次知难而退。这些人认为，妥协案的失败导致大批民众失去了生命。这种批评林肯干涉妥协案的论调，从侧面支撑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进行分析，未来几十年即使没有打仗，奴隶制也会消失。这场战争最基本的收获就是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但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数却达到了70万人，此外还有战争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之所以认为奴隶制会自然消亡，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显示低效劳动迟早会被淘汰。到年，奴隶制已经以人类历史上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了70年，且一次次打破了限制。此外，就实际情况而言，克坦顿计划让奴隶制的终结变得遥遥无期。1月，林肯引用克坦顿的话说：历史告诉我们，“旧的一年不会这么容易过去，除非我们把古巴拿来作交换，让他们继续留在联邦”。但不论如何，那年冬天主张脱离联邦的各州没再向华盛顿和斯普林菲尔德派遣特使，也没有就分裂问题讨价还价。3月4日，林肯在华盛顿聚会的民众面前，像安德鲁·杰克逊那样宣誓就职。然而这一年，追随杰克逊的民众所醉心的民主瓦解了。自1月底开始，武装人员占领了深南部各州的绝大部分政府机构。7个棉花州的代表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会面，宣布成立“美利坚邦联国”（南部邦联），议员杰斐逊·戴维斯被任命为总统。即将卸任的詹姆斯·布坎南总统以一种非常不“杰克逊式”的姿态，对此未置一词。林肯就任当天，矛盾被激化至顶点。联邦军队撤离了查尔斯顿港位于老奴隶交易码头的堡垒，迁至刚建好的萨姆特堡，新堡垒离海岸更远。邦联官员勒令联邦军队投降，但罗伯特·安德逊上校拒绝投降，虽然此时军队的食物已经不够了。林肯这位身材瘦削、出生于肯塔基州的前律师，在老迈的大法官罗杰·托尼前宣誓就职，之后转身面对人群，他那六英尺四英寸的身躯挺立在讲台上。这位总统终其一生都在反对杰克逊及其同党，他是担任美国总统的人中最普通的一个，这一点在美国空前绝后。任何一届总统年轻时都不像林肯那么贫穷，但这也成就了林肯，同时，这也成了莫大的讽刺。林肯当选总统，使杰克逊的劲敌亨利·克莱成了“最理想的议员”。林肯一直在研究—年“撤销危机”中杰克逊讲过的话，为奴隶主的反扑做好准备。当林肯拒绝妥协后，他告知那些意志动摇的共和党同事以及全国人民，若此时此刻同意南方人分裂出去，则无异于让那些选举失利者践踏选举规则。林肯认为，同意分裂主义者的要求等于放弃民主政府的原则，转而屈从于奴隶主的威胁。他还认为，美国的命运掌握在奴隶主手中，等于单方面宣布宪法无效，且将所有的关键文件都打上南方人的烙印，这无疑会使美国走向分裂。与此同时，林肯警告人们：“你所向往的前方比你经历的所有真实的地方都要糟糕。”如果奴隶主们想保护自己的财产，保存实力，他们就会适得其反。年美英战争打响时，成千上万的奴隶投靠了英国人，其结果是悲惨的。由自由州组织起来的军队里有很多奴隶，这支队伍将所向披靡，打败奴隶主。但奇怪的是，几乎没有奴隶主相信这一点。唯一的几个例外，是前辉格党成员兼大种植园主史蒂芬·邓肯和保罗·卡梅伦，他们在危机爆发的时候始终忠于联邦。但总体来说，分裂派里奴隶主越多，他们做出的决定就越激进。面对着奴隶主做出的清晰的决定，以及那些没有奴隶的白人们对他们的支持，林肯呼吁保持克制。林肯坚称联邦还未分裂，但他不会用总统的执行权去夺回被占领州的联邦财产，不会派军队到各州，也不会指派官员给地方找麻烦。他接受了当时可能会产生的种种不利情况。年3月，联邦召集了只有几万人的部队。此时，上南部各州一直持观望态度，造成一种林肯威胁他们的假象。这样一来，摇摆州中的分裂派就会逐渐占据主动。于是，林肯机智地把责任推回给了奴隶主：“对我心怀不满的同胞们，内战是否会爆发，不是掌握在我的手里，而是掌握在你们的手里。”也许对国家的忠诚和理智，不会让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密苏里州和肯塔基州加入分裂派。因此，在演讲的最后，林肯以共同的历史纽带唤起各州同宗同源的情感：“尽管激情会逐渐冷却，但绝不会割断我们之间情感的纽带。记忆的神秘和弦，仍回响在每一个战场和为国捐躯的烈士的坟墓上方……我深信它必将再度被我们天性中更好的天使所奏响，那时必将响起联邦大团结的盛大乐章！”未来的道路此刻尚不明朗。奴隶主们似乎不接受林肯的提议，也不愿继续待在这样一个阻碍他们的希望和梦想、让奴隶制不断萎缩的美国。奴隶主的断然拒绝，意味着数百万的奴隶和奴隶主的前途——这两个关系密切的群体遍布这个次大陆，活脱脱一部苦难和权力的历史——比起当年安德鲁·杰克逊隔着地里的甘蔗茬和泥潭瞭望帕克南红色界线的时候，更加令人捉摸不定。这就像奴隶们无数次为了让自己的背部免遭皮鞭的抽打，不得不在天黑前强打起精神再摘一两磅棉花那样。当奴隶主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已经改变了世界，尽管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扫除旧的市场模式、制作工艺以及非洲裔美国人的家庭，而是决定消灭联邦。然后，他们会像创造和毁灭其他东西那样，建立一个更符合自己利益、维护自己权威的新政府来代替现在的政府。当年约翰·布朗袭击发动时，诉诸武力就已不再是遥远的幻想，亨利·戴维·梭罗为即将上战场的士兵写下这样一些话：“当你……在一个领域培养一个英雄时，往往会有很多英雄出现。”那些南方白人不相信北方人真的会和他们开战。林肯的小心翼翼，或许助长了邦联领导人把战争当作解决问题的方式的信心。但在上任1个月后，林肯证明他在解放奴隶、维护和平方面具有足够的谋略战胜奴隶主。他没有依靠武力占领查尔斯顿港，而是从纽约派遣了一艘补给船给萨姆特堡的驻军提供补给，而不是给他们提供枪炮。南方决策者们打算改变策略，将联邦军彻底从棉花州驱逐出去。4月10日，当地的邦联部队指挥官接到来自蒙哥马利的命令：联邦驻军立即撤离萨姆特堡，如果驻军拒绝撤离，他们会在纽约方面的补给到达之前对萨姆特堡进行轰炸。4月12日凌晨4点30分，第一炮打响了。33个小时的轰炸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4月14日第一缕曙光出现的时候，萨姆特堡军队投降。书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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