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长国又一个我最疼爱的人走了
又一个我最疼爱的人走了
蒋长国
代序言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三重父母：亲生父母，岳父母，还有就是我本文所要写的义父义母。如果要问我这三重父母在我的心中孰轻孰重，我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一样重。
说到义父，百度百科是这样定义的：义父是指没有血缘关系、没有供养关系、置于父亲位置的人（一般为长者）。属民间行为，法律不保护这种父子关系。拜认父辈的男性长者为父，此人即为义父，属干亲。随着时代的发展，义父的称谓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如今，北方地区大多将“义父”叫做“干爹”。（在此我想多说一句废话，干爹、干爸是肯定不能随便乱叫的，因为近年来演艺界、官场和生意场早已把“干爹”、“干爸”这些称谓搞得臭名昭著了，它们几乎成了卑鄙龌龊、衣冠禽兽的代名词……）
写作本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准确的称谓我的这位父亲，我因此而纠结了很久。因为我的这位父亲既不是养父，也不是继父，更不是岳父或亲生父亲。也许只有称做义父还算合适些吧。
看过本文的标题，本文好像没有什么悬念了。
无论读者是否有兴趣读下去，而我依然要饱含深情地写下去……
我的这位父亲叫李伯连，安徽省凤台县钱庙乡翟庙村杂姓庄人，农民，年6月12日医院检查，15日确诊肝癌晚期，年3月18日（农历二月初十）21:00在家中病逝，享年74岁（虚龄）。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自己的亲人，而更加痛苦的是亲人走了，我们却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方式去怀念我们的亲人。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可亲可敬的父亲！
一、义父的由来
为了叙述的方便，暂且我就用义父这个词吧。
要说清义父的由来，还得用一定的篇幅把我以前的工作交代清楚。
在我没有外出谋生前，也就是年3月1日前，我是在粮食部门工作的，通俗的说就是在粮站上班，工龄为16年（不包括兵龄）。粮站的主要工种是仓库保管员，其他还有防化员、器材员、粮管员（与仓管员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营业员、会计等，对于他们的职能，在这里我就不一一赘述了。我就是一名营业员，说的好听点叫营业会计。粮站的真正会计有三名，分别是主管会计、出纳会计和统计会计，营业会计是不在编的，或者说是不能算作会计的，其在单位内部的准确定义就叫营业员。部分人民群众为了表示尊重，常常也称呼我为会计（稍微熟悉或认识我的人都喊我小蒋），其实我连会计员资格证都没有。
要说清这个我干了近16年的粮站营业员工作，那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的。营业员在粮食部门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岗位，它既是粮站的窗口和脸面，又相当于粮站的总机（除了器材外的所有粮站的业务都要经过营业室，或与营业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营业员工作的主要特点是风险大，其次就是不自由（俗话说叫“捆人”、或“拴人”），早上班，晚下班，坐在营业室里哪儿也不能去。说起风险，主要是财务风险，说的更直白点就是钱款的短少。大家都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粮食部门是相当红火的，红火到什么程度，那个时代的成年人或半成年人想必都记忆犹新，甚至刻骨铭心。尤其是午秋两季的订购粮（俗称公粮）收购季节，每天都要有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粮款从我手里发出去。这些钱并不是一次性发出去的，而是要分成若干份零零碎碎地发到千家万户。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五十、一百元的大钞还不多。
在收购高峰时期，取粮款的人会在营业室的窗口前排起长龙，有素质差的家伙会嫌你算盘打的“慢”、数钱数的“慢”而发牢骚、说风凉话，甚至还骂骂咧咧。之所以在“慢”字上加个引号，就是说我打算盘和数钱的速度并不慢，不谦虚地说那是相当的快，这是长期实战训练的结果。我点钱的速度不低于当时银行的出纳员，我独创的“空盘乘”出数字的速度快的令人不敢相信。银行出纳是双人临柜，而我们的粮站营业就我一人每天面对成百上千的农民。最忙的那几天出纳会计会偶尔给我帮帮忙。最糟糕的是排队的情况并不多，大家常常会在营业室的窗口前挤作一团，让人难免心慌，不由自主的会赶速度。
午季收购正值高温，门窗关闭的营业室异常闷热，最忙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开电扇，因为电扇会吹跑桌子上的钱和票据，拿东西压又会影响我的工作效率。那时还没有空调。说句毫不夸张的话，有时连上厕所的时间我都是一挤再挤，因为你一上厕所就有人埋怨说怎么轮到我了你就要上厕所啊，还有人帮腔说你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甚至还有人说懒驴上磨道之类的俏皮话……
见过或经历过那样场景的人可以想象得到，我当年的工作强度和风险有多大，有多不容易！
每天都要发出那么多钱，你不可能少发给谁几块钱或几毛钱（毛把几分的可以用糖果代金），少发给谁谁都会不愿意（当然也有少数大方的）。反之你如果多发给了谁几百或者上千，就凭那时人的思想品德，没有谁会返还给你的。
有人可能要问了，那发错了钱，粮站会不会叫你赔呢？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少一分你就得赔一分，差一万你就得赔一万，所谓船底不漏针，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如果钱款短缺太多，把你和老婆孩子都卖了也赔不起的时候，白湖农场那不要钱的能照人影的稀饭也就等着你去喝了。
所以当年的粮站员工中，几乎没有愿意干营业的。工作量比别人大，工资不比别人高，时刻都可能赔钱的工作谁愿意干呢？有一个比我上班早的同事曾干过营业，因为赔过一笔数额不小的钱款而差点疯了。后来他死活不愿意再干营业了，如果领导非要让他干不可，他说他情愿卷铺盖回家。
我的精细是出了名的，也是公认的，但常言说的对，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马有失蹄，人有失手，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
在我干营业的近16年里，我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我发错过多少次钱款，但年年底，在古店（我家就属古店乡）粮站的那次营业错款这辈子我也不会忘记。当时我进粮站上班时间不长，就因为我的文化程度较高，站长软硬兼施地非要让我干那谁也不愿干营业不可，当时我还不会打算盘，用计算器很丢人，群众会笑话你。可是我还是硬着头皮接下了营业这个“瓷器活”。
年的元旦前后，我就发生了那笔错款，现在我还记得是元，而我当时的月工资不到元。长子蒋行才出生不久。
虽然历经千辛万苦，求爹爹、告奶奶，我找回了那笔错款的一部分，但受这个“事件”的影响，年4月份，我被粮食局下令调到了离家20多里地的钱庙粮站，仍干营业工作。
不怨不艾。我的工作更加谨慎和仔细，不管白天有多忙多累，每天晚上我必须要“兜底”——我们这一行的专业术语，就是盘点当天的钱款出入与票据账目是否相符。几乎每次“兜底”后老婆都要问，今天没错吧，我的回答都是没错，即便错了我也说没错。
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吃包子吗？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心理阴影，因为人们常常就把包钱、赔钱说成“吃包子”。
不管我多么小心谨慎，多么不想出差错，大约是年元旦前后，我还是发错了一笔营业钱款。这笔钱款不多，就块钱，也就一个月的工资吧。
其实每笔错款都是可以找到原因的，找到了原因也就找到了线索，进而也就找到了这笔钱款错给了谁。
因为粮食收购发票（我们当时叫粮非子，或干脆就叫非子）上有售粮人的村名和姓名，那晚我经过仔细查找和比对，确定了那块钱就是错给了翟庙村的李伯连。具体业务细节这里不再赘述。
凭以往的经验，我心里清楚，知道钱错给谁了并不难，但想要回来就难了。我曾经提着礼物到错款的“得主”家乞要过，人家知道你没有证据，就是死活不承认。你再“纠缠”，人家干脆说，我多拿了钱不错，那又不是我伸手到你抽屉里拿的，是你送给我的，我就是不给你，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当然不能把人家怎么样，当时又没有录音笔、录音机等，录音手机更没有。那个时候只有单位才有人工接转的摇把电话。
这还是说的好听的，难听的是，你瞎了眼能怪谁？我记得人家好像还在“眼”的前面加了个“狗”字。后来想想也不能怪人家，他们可能是把对粮站的不满和仇恨全撒到我的身上了吧。
不过我还是愿意碰碰运气，于是我一大早就骑着我的那辆喜鹊牌加重自行车，很顺利就找到了翟庙村杂姓庄的李伯连家。
李伯连，这个让人一见就感到无比亲切的农村大叔，这个比父亲小十几岁的淳朴农民，他就是我后来的义父，我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父亲，本文的主人公。
二、我们的亲情故事从年春节开始
事情很明显，李家十分爽快地退还了那错发的块钱，当时我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眼泪都快要下来了。紧接着我就把我的感动化作了后来的行动。
年春节，我们一家三口与这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融在了一起。当时的蒋行才一岁多点，走路还不稳当。
没有任何拜认仪式，也没有什么拜认过程，如水到渠成一般，我成了李家的大儿子。从此，我成了李士彬和他的三个妹妹李士琴、李士云、李士秀的哥哥。
比我小一岁的士彬结婚比我早，他的大女儿芳香比蒋行大一岁，二女儿丹丹和蒋行同岁，儿子李衡比蒋行小一岁。
遵照我们当地的习俗，我管义父叫叔，管义母叫婶，这一叫就是26年。其实在我的心里早就把二位老人当做自己的父母了。
为了便于叙述和表达，以下我就称呼二老为父亲、母亲了。
在我没有离开粮站的十几年中，每年的三个节日（春节、中秋、端午），我都要抽时间回到杂姓庄的父母家，大多都是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的。那时候大部分还都是土路，遇到雨雪天，我们就步行。
平时我也经常到杂姓庄的父母家，我一走进村子就有很多人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还时常能听到有人在旁边说，李伯连的儿子又来了。好像还有人开玩笑说，一百块钱买个儿子，真划算！
离开粮站外出谋生的十多年里，每年的大年三十或初一，我们都是和蒋楼的父母在一起，初二和王集的岳父母一家在一起，初三和杂姓庄父母一家在一起。这基本上都是雷打不动的。三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中午的聚餐一般都是两桌，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吃菜，说话，喝酒，有时还划拳。我知道，这是老人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刻，每年我都带着摄像机。
在粮站工作的时候，我家里还种着三亩多地，每年午秋两季庄稼的收和种，基本都和粮站的收购相重叠或紧挨着。可想而知那是怎样的忙碌、劳累和紧张！最忙的时候除了蒋行的姥爷和舅舅们帮忙外，杂姓庄的弟弟、妹妹们也是没少帮忙，尤其是那夏季的插秧，那是最苦、最累的农活，风里，雨里，泥里，水里，火一样的太阳地里，脚和手都陷进泥水里……常常是士彬开着手扶拖拉机，妹妹们带着草帽、披着雨衣站在后厢斗上，一路颠簸，一路风雨，来往于蒋楼和杂姓庄之间。有时嫌人手不够，士彬和妹妹们还从本庄叫上几个人。有一年士彬还带着妹妹们到王集给岳父家插了一天秧。杂姓庄离王集有30多里路。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只记得士秀还在读初中。父亲的儿媳妇小荣肾结石需要手术，这个手术在钱庙计划生育服务所就可以做，但前提是要医院请主刀医生。当时服务所的负责人叫陈忠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父亲请上面来的医生吃顿饭，还要求父亲的家人亲自作陪。父亲说花钱不是问题，就是俺一个农村人笨嘴拙舌的说不好话，也没见过大场面，怕陪不好人家啊。正为难着，父亲突然兴奋起来，父亲说，我去粮站找俺儿子陪他们吧！陈忠华狐疑地看着父亲，粮站谁是你儿子呀？父亲说，小蒋，长国是俺儿子你不知道啊！
记得那顿饭是特意开车跑到朱马店吃的，陈嫌钱庙的饭店不上档次。记得那天吃的有甲鱼，花了好几百，过后父亲硬是把钱塞给了我。
三、四个真实小故事，今生今世难忘怀
本文写到这里已接近字，父亲的形象似乎还很模糊，我也很着急，我多想让父亲在我的文字里立刻生动起来，可我不知道怎样谋篇布局，甚至不知道如何遣词用句！
我和父亲一家结缘已经26年了，26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不知道我们的亲情故事需要多厚的一本书才可以写完。
那就让我讲几个与父亲有关的真实的小故事吧。
（一）父亲买救灾粮
年夏，凤台县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水灾，总书记三次莅临毛集镇（当时该镇还属于凤台县，还不是社会发展综合试验区）视察。钱庙乡地处西淝河、港河交汇处，地势低洼，内涝、外涝都十分严重。当年午季的小麦都泡在了水里，秋季几乎绝收。
那年午秋两季公粮免收，粮站的主要工作就是供应救灾粮油。村、乡两级把灾情死命地往大里报。我记得那年国家先后给钱庙乡批拨了五批救灾粮油，合计万斤，都是成品粮，米面油都有。而全乡一年的订购粮收购的总量才多万斤，还是原粮。
这万斤救灾粮油指标，分五批下发到了全乡16个行政村的所有农户手里，而这万斤成品粮油指标，都要通过粮站的营业窗口开票才能变成千家万户的口粮。这所有的票都是我开。
所以年是我人生中最忙最累的一年，尤其是7、8、9三个月，每天从早晨天不亮一直到天黑，我的营业室窗口都排起长长的队伍，或挤得水泄不通。每天都有人开不上票，每天收的钱都要装满几大纸箱子。我的肩周炎、颈椎病就是那时候累出来的。
记不清是哪一天下午，只记得那天特别热，临近快下班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我的窗口前，是父亲，他也是来买救灾粮的，不知道他在蒸笼一样的水泥地上排了多长时间的队。我一下子从藤椅上站起来，心疼父亲却又埋怨他说，俺叔，这么热的天谁叫你排队的！父亲擦了一把汗说，你这么忙，我帮不了你的忙也不能给你找麻烦呀。我说这一点方便你儿子还是可以给你提供的。父亲说，我又没啥事，不急。
那个时期，每天都会有数不清的同事的七大姑、八大姨，以及跟我不咋熟悉的街上人，直接敲门进营业室开票，我虽然很烦，却还不能表现出来。
按照当时救灾粮供应的有关规定，米和面的供应比例是70%和30%，而当地人大部分都是以面食为主。虽然每次粮站开会都三令五申要求我必须按这个比例进行开票，但还是有一定的弹性的。很多人想走我的后门多开点面，所以年也是我最“风光”的一年，说每天都有人排队请我吃饭有点夸张，但我的皮夹克（其实是革的）确实被一个非要请我吃饭的家伙拽掉过袖子。那一年不少人因认识粮站的小蒋而觉得很有面子。
杂姓庄确实有一些人打着父亲的旗号找我多开点面的，我都尽可能地满足了他们。但父亲一家人却从来没找过我。有一天父亲特地找到了我，父亲对我说，长国，以后俺庄再有人找你多开面，不要搭理他。不能帮你忙，也不能扒你饭碗啊。后来我听说父亲把那些找我多开面的人好一顿臭骂。
那个时代的农村人都知道，那些年到粮站缴公粮有多难，有不少人都说，我最怕的就是缴公粮。跟粮站员工稍微有点沾亲带故的人都会钻窟窿打洞的“搞公关”，而父亲一家从来没有找过我。每年午秋两季的收购时期，因为我在营业室里忙的焦头烂额，我都要吩咐妻子和蒋行在缴公粮的人山人海里找他们。
（二）同事跳楼事件
这个当时轰动钱庙的同事跳楼身亡事件，其实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那是哪一年发生的事现在我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也是夏天。我粮站的一个同事，他老婆因信一个邪教被抓进了看守所，他也被公安部门叫去问了几次话。这个同事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一时想不开，便纵身从粮站新建成的三楼上跳了下去，不治身亡。
事发的那天早上，父亲刚好来钱庙赶集，他一口气从十字街跑到粮站，当他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满脸是汗，上气不接下气，紧接着我看见了父亲如释重负的表情。
原来父亲在街上听人说粮站有个会计跳楼了，他立马想到了我，所以才没命地朝粮站跑。
其实跳楼的那个同事根本不是会计，真不知道街上的人是如何杜撰的。
透过这件事，可见我在父亲心中的分量，他是多么在乎我，疼爱我！
我一直记着这件事。
（三）蒋行“吓惊风”
蒋行上小学前后的几个暑假，都是在杂姓庄度过的。孩子对杂姓庄爷爷、奶奶的感情甚至超过了蒋楼的爷爷、奶奶。
蒋行三年级的那个暑假也在杂姓庄，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有着丰富育儿经验的母亲带着蒋行去见了本村的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就是人们常说的“神婆”或“仙姑娘”，据说特别神灵。老太太说蒋行得了“吓惊风”，“吓惊风”一旦出头，将有性命之忧，必须在当天的零点前喝下一颗黑老母鸡心才能化险为夷。
那天下午，父亲骑自行车把蒋行送回了粮站，并反复叮嘱我一定要去找一只黑老母鸡，纯黑没有杂毛的最好。
虽说这里面带有迷信色彩，我也不敢怠慢。我骑着车子就去了一个叫孙长郢的村庄，这个庄有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没费多大周折，我弄到了一只黑老母鸡。
我回到粮站不大会儿，父亲骑车带着母亲又来到了粮站，母亲手里抱着一只纯黑老母鸡。还没等我说话，母亲说，我和你叔不放心，怕你们年轻人不相信，怕耽误了孩子，还怕你找不到黑老母鸡，还想着你不会扒鸡心，你叔扒鸡心最在行……两位老人考虑的这么周到，我们除了感动还能说什么呢？
父亲、母亲坚持要扒他们抱来的那只鸡的心，要我明天把孙长郢的那只还给人家，我拗不过他们，只好从命。
父亲扒鸡心的动作非常娴熟，只用一把剪刀就搞定了。我看见父亲的表情是慈祥的，而那只被扒了心的黑母鸡叫都没叫，似乎一点痛苦都没有。我想也许黑老母鸡生下来就是为胆小的孩子而献身的吧。
看着蒋行喝下了鸡心，父亲、母亲才放心了。一口水也没顾上喝，父亲、母亲执意要回家，说家里的牛还在屋后拴着呢。其实天早已黑了，也早已过了吃晚饭的时间。
（四）蒋韧躲计生
年春天，次子蒋韧出生，这个孩子的到来不仅是一个意外，更是一部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谍战剧”。从大月份躲藏，到小诊所分娩，到出生后喂养，每一步都是在绝密的状态进行的。
那是个怎样的年代？那是个为了计生“宁添坟头，不添人头”的恐怖年代！那是个为了计生“上吊不夺绳，喝药不夺瓶”的绝情年代！那是个胎儿到了预产期也可以一针“解决”的残忍年代！那是个全县所有49岁以下、家有两个孩子的“育龄妇女”全部结扎，一时间黑鱼被捕捞绝种并卖上天价，让多少人欲哭无泪的荒唐年代！
一个河南省新野县的老太太，跟我讲起过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一件小事：她说她们大队，那些人把违反计划生育的人逮到村里关起来，让他们交代问题，不交代就互相扇耳光，要求谁俩关系好就谁俩互相扇，谁俩是好朋友就谁俩互相扇，谁几个是一家人就谁几个互相扇。不使劲、不用力那是糊弄自己，因为双方的脸不红不肿是不能过关的。老太太说的轻描淡写，波澜不惊，我却听的心惊肉跳，耿耿于怀。我甚至居然、居然甚至想起了那传说中的遥远的纳粹集中营。
再说我们的次子蒋韧，他的姥爷、姥姥为了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担了多少惊，受了多少怕，没人能说清，二老甚至给干部们下过跪……
大约是蒋韧两周岁的时候，按推算应该是年，有可靠消息说，有人检举了我们的蒋韧，证据确凿，上面正在侦查（调查一词不恰当），可能要做亲子鉴定。根据当时的形势，只要孩子不被抓到，我们来个死不承认，有关部门也不会对我们进行严刑拷打。为应对万一孩子被抓到做亲子鉴定，最好的办法是提前将孩子进行“掉包”，类似于“狸猫换太子”。
这事现在说起来简直可笑，但在那个时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就会真的掉饭碗，甚至倾家荡产。说来也巧，我的一位老同学，他们前年从淮南妇幼保健院抱养了一个男婴，出生时间和蒋韧很吻合。这个老同学两年前差点遭遇牢狱之灾，在我们同班老同学的帮助下提前出了拘留所。我们两家的交往一直很频繁很密切，我把我们的情况及想法跟这位老同学一说，夫妇俩爽快地答应了。
可是到了实施的时候，同学夫妇变卦了。情况有变，当务之急就是把蒋韧转移，等过了风头才另做打算。一个两岁的孩子，不是小猫小狗，往哪里转移？交给谁抚养？
想来想去，掂量来掂量去，我们想到了杂姓庄的父亲、母亲，只有他们最合适。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电话，于是我骑摩托车去了杂姓庄。父亲、母亲说，放心吧长国，这事就包给俺们了，放心，俺们有办法，为了俺们这第三个孙子，俺们有办法！
当晚二老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迎接蒋韧的到来。
二老还真有点当年老乡救“八路”的大义凛然呢，至此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
那晚我们并没有把蒋韧送过去，因为事情有了新的转机。后来省里有新的政策出台，蒋韧从此公开了“身份”，牛犊撒欢似的在已经萧条的粮站院子里跑来跑去，像他哥小时候一样，要多可爱有多可爱。
那天的第二天，我骑摩托车去了杂姓庄。父亲、母亲说，昨晚他们等了一夜。我看见了二老熬红的双眼……
四、晴天霹雳，父亲得了绝症
年6月15日，我接到了三妹士秀医院打来的电话，医院的结论出来了，父亲肝癌晚期。我不敢相信，我大声问士秀，是确诊吗？士秀早已哭了，是确诊。我瞬间哽咽了，说不出话了，挂掉电话，泪水在我的脸上无声地流淌……
6月18下午，我从河南省方城县赶到了安徽医院。走进介入科大楼，走在那条弯曲而漫长的楼道上，父亲曾给我们的疼爱潮水般涌上我的心头，无论我怎样控制，泪水还是刷刷的往下流。我不得不停下来，站在楼道口的窗前，任泪水肆意的流淌……
大妹士琴、二妹士云在一旁陪着我哭……
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眼泪，在水龙头洗了脸后走进了父亲的病房，父亲已经很瘦了，但精神还不错。
士秀的一个医院介入科的医生，他和同科的医生一致认为，父亲的病只能保守治疗，即采用微创手术介入给药，以期减少痛苦，延长生命。医生建议最好对父亲隐瞒病情，我们认为对母亲也要隐瞒，因为母亲的眼睛是严重的青光眼，做过两次手术后药物维持，知道父亲的病情她的眼睛会哭瞎的。其实母亲的眼睛早就几近失明了。
19日上午，父亲做了第一次介入手术。在手术室外的长廊里，两个小时的焦急等待，让我们兄妹五人感到特别的漫长。手术室的门打开后，我们直接把父亲抬回了病房，我们怕手术车颠簸了刚刚做完手术的父亲。之后的两次介入手术我们都是这样把父亲抬回病房的，手术室和病房不在同一座楼。
医生说手术很顺利，也很成功。看见父亲并无痛苦、反而略带几分轻松的表情，我们相信医生没有说谎，我们的心也得到了一些安慰。
父亲第一次手术这天，我们兄妹五人，包括父亲的大女婿栾翠勇、二女婿岳文本、三女婿程金义全都在场。
在合肥上班的蒋行也来了，我在电话里一再叮嘱蒋行，一定不能哭，难过的表情都不许有，我知道这真的是难为孩子了。
蒋行走进了病房，我看见父亲很高兴，父亲三句话不说就急切地问蒋行，对象谈好了吗？蒋行说还没有。父亲说，要把脸皮放厚些……
在医院收费处，我的三个妹婿都在争着刷自己的银行卡。我看见他们都是实实在在的，毫无装样作秀之嫌。其实他们也都并不富裕，他们挣的都是辛苦钱，血汗钱。
我没有跟他们争，我看见士彬蹲在走廊的一头不停地抽烟。
在给父亲治病方面，也许可以说我们都尽心尽力了，可是父亲的病实在是发现的太晚了，难道这不是做儿女的失职吗？成天忙啊忙的儿女们难道不因此而懊悔终生吗？在父亲入院的前一天，士秀说她看见父亲还在堆麦秸垛。
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在父亲第一次手术期间，士琴、士云、士秀三姐妹给母亲做了全身的体检。
此时此刻，惟愿我们的孝心能在父亲身上创造一个奇迹！
大约一周后，父亲出院回了家，状态很好。士琴、士云、士秀姊妹仨轮流照顾着父亲，她们变着法的给父亲买好吃的，只要是父亲喜欢吃或没吃过的，再贵她们都买。她们还找来了一些轻松搞笑的民间小调放给父亲看。与此同时，家里装上了空调，重修了卫生间，安了坐式马桶，还安了淋浴。
士云患有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走路一瘸一拐的。
在此期间，父亲的外孙栾林杰（士琴的儿子）考取了安徽医科大学。父亲参加了林杰的升学庆功宴，在我的提议下，士琴请来了照相馆的摄影师，拍了一张大合影。照片中的父亲依然形容枯瘦，令人心酸。
五、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在经历了三次介入手术一次伽马刀手术后，父亲的病情还是恶化了。根据医生的经验，肝癌晚期的病人一般的存活时间在三个月左右，并且非常的痛苦。而我们的父亲此刻已经挺过了半年多，痛苦好像也不大。这也许算是个奇迹吧。
年2月5日下午，我和金义一起，开车把父亲从淮南矿工三院接回了家，再过一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我预感到父亲的日子可能不多了，今年的年初三，我们一家四口都去了杂姓庄。前几年蒋韧没有跟我们一起来，一是因为他和他的小表弟童言难分难舍玩的欢，二是因为我们不想让孩子要二老的压岁钱。
今年的午餐还是两桌，基本还是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其实今年两桌已经坐不下了，父亲的重孙子已经两岁多了。两桌都摆在堂屋里，家庭气氛特别浓。我不禁在心里想，这个猴年春节，注定是父亲和我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明年的热闹和欢乐父亲再也看不见了。
和往年一样，我给父亲敬了酒，也给母亲敬了酒，当然父亲喝的是茶。
午饭后，我用摄像机拍了“全家福”。父亲、母亲坐在我们中间，父亲更瘦了，我都不忍给父亲拍特写了。
和往年一样，初六我就回到了河南上班。年3月4日，士秀从老家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哭着跟我说，哥，爸不行了……
我第二天就千里迢迢地赶回了杂姓庄，我必须见父亲最后一面。
我再也不用控制我的泪水，父亲也不停的抹泪。母亲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了很多很多，她的泪水滴在我的手上，烫疼了我的心。
过了春节，父亲一点饭也吃不下了，到了无法隐瞒病情的时候，母亲先知道了，很快父亲也知道了。一辈子很少掉眼泪的父亲哭的非常伤心，他对母亲说，我对不起你，你的眼睛看不见，我也不能陪你了，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啊……听母亲说，父亲把“我没有办法”这句话重复了无数遍。
啊，做为石匠的父亲，一辈子凿砌过无数石头，他有着石头一样的性格，他的心却是非常的柔软和善良。
父亲取下了他的满口假牙，不吃不喝，茶米不进。母亲说，你多少吃点吧，多少吃点几个孩子心里也好受些。父亲说，你光说叫几个孩子心里好受，你可知道我吃了肚子里多难受。
父亲拒绝用任何药物，他说他不疼，只是胀的难受，原本准备好的杜冷丁也没有用上。我想父亲主要还是不想让儿女们再花没有意义的钱吧。
我知道，父亲斗大的字认识不了几升，也许勉强可以认得自己的名字。父亲是一个种地好手，同时还是一个出众的石匠，一辈子干了多少大大小小的石工工程，没人能数得清。直至病倒前，父亲还一直在外打工、凿石头，贴补家用，七十多岁的父亲仍不愿给儿女们增添负担。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近年来的父亲都是忍着病痛在干活啊！
父亲的生命虽然进入了倒计时，可他的意识大多都是清醒的，他还记得很多往事，他甚至还清楚地记得前年他在某个工地干了多少个工，老板少给了谁谁几个工的钱等。
一辈子与石头打交道的父亲，他的生命是何等的坚韧啊！
从3月4日不吃不喝，父亲又耗了14天。父亲的所有晚辈亲人都从外地陆续赶了回来，他们是孙女李芳香、李丹丹，外孙栾林杰、岳玉杰，外孙女岳玉婷，孙女婿商洪林（贵州人）、高号，外孙女婿李勇等。我看见孩子们出出进进伤心的样子，无数次想哭。只有父亲的重孙、重孙女、重外孙、重外孙女满地乱跑，不知伤心。
特别是父亲的孙子李衡，这个身高1米9的大孩子，他是守在爷爷床边或草铺边最多的晚辈。在爷爷痛苦难耐的时候，李衡长时间地把他的双腿抱在怀里，眼睛久久地望着爷爷，那专注而悲伤的眼神让人心酸……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天，父亲突然告诉大家，他说算命先生以前跟他说过，他的二女儿不能给他送终，也没说为什么。于是父亲要求士云离开，否则他走不了，会多受罪。这个时候让士云离开，她怎么忍心，如何舍得？但是父命难违，于是我看见士云躲在厨房里抹泪，一瘸一拐地徘徊在大门口往屋里看，那双泪眼好可怜，好悲伤……
父亲的最后一天是年3月18日（农历二月初十），最后时刻是晚上八点半左右，此刻的父亲只有出气没了进气，嘴里不断地发出很大的声音。所有人都围站在父亲跟前，我听到了一阵阵压抑的啜泣声，我看见士秀把嘴唇快咬破了……
这是我今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一个人离去，看我最疼爱的人离去，这不正是现实版的生离死别吗？这不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养老送终吗？原来这个过程这么令人疼入骨髓、痛彻心扉啊！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自己的亲人，更大的痛苦是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去，永远地离去，我们却没有任何挽留的办法和力量……
晚上九点整，父亲走了。士彬默默地撕下了堂屋后墙上的中堂……
所有人都跪了下来，士琴、士秀一下子瘫跪在地上，撕心裂肺的哭声汇成了悲痛的潮水，淹没了房屋，黯淡了灯光。士云跌跌撞撞地扑进屋来，悲痛欲绝。
士琴几次背过气去，吐了一地……
六、父亲的葬礼
按照当地的风俗，父亲的灵柩要在家里停放三天。
年3月19日清晨，所有晚辈都穿上了孝袍和白鞋，腰间系上没有搓成绳的麻。做为父亲的长子，我的孝袍是最长的。
所有前来吊唁（我们俗话叫烧纸）的亲朋好友，都由我和士彬、李衡父子俩负责跪叩迎接，也只有我们仨有这个资格。所有前来吊唁的人，无论男女老幼，辈分高低，无论富贵平贱，亲疏远近，我们一律平等对待，一律叩头答谢。吊唁的人告辞，我们还要跪叩相送。
前来吊唁的女眷一般都是哭着走过来的，士琴姊妹仨会哭着迎上去，跪下去抱住来人，哭作一团……
入殓是葬礼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让人肝肠寸断的时刻。所有前来吊唁的人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一条长长的队伍，我们兄妹五人走在最前头（我第一），缓慢地走近父亲的寿棺……这是看父亲最后一眼了，父亲啊父亲，您能听见儿女们悲痛欲绝的哭声吗？
3月20日夜晚，我和士彬在父亲的灵柩边（东边）和衣而眠，父亲与我们仅一木之隔。与我们同时睡在父亲灵柩另一边是父亲的侄儿，他们是从寿县赶来的。这也是我们当地葬礼上的一个重要习俗，叫“焐铺”。这个习俗严格规定，只有儿子和侄子才可以给逝者“焐铺”，其他人都没有资格。二妹婿岳文本说这里是“老龙窝”，有福的人才能睡。
由于两天的跪叩，难免有些疲劳（我的双膝也患关节炎多年，只是不算严重），那夜我睡的很沉。父亲却没有走进我的梦里，想必他老人家也是怕惊扰了我，影响我休息吧。父亲啊父亲，您听到儿子的鼾声了吗？
家乡的葬礼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叫“孝子贤孙谢客”。三天的午饭和晚饭，席间我们都要向前来吊唁的人们叩谢。“支客”引领着披麻戴孝的我们来到宴席前，高喊，各位亲友，孝子贤孙谢客，下跪！我和士彬、李衡随即跪下。“支客”再喊，一叩首，二叩首，再叩首，礼毕！我们的三次叩首，都伴随着一声如泣如诉的唢呐……
年3月21日（农历二月十三）上午，我和士彬手捧玉珑罐，打着引魂幡跪在父亲的灵柩前，我将“老盆”高高举过头顶，啪的一声摔碎，在惊天动地的恸哭声中，在婉转悲哀的唢呐声中，十六个壮汉抬着父亲的灵柩，出了家门，出了院子，出了村庄……
我和士彬、蒋行、李衡、蒋韧走在最前面，后面是长长的白色的送葬队伍。人们的手中拿着纸马、纸轿、大脚丫头、洋房、彩电、冰箱、洗衣机、小轿车等（这些统称为“社火”，包括大幡），五颜六色的大幡在空中飘荡……
树梅和蒋行、蒋韧娘仨是今天一早赶来的，今天是星期一，我给蒋韧请了假。遗憾的是，和蒋行一起来的没有他的女朋友。
父亲的寿棺是“十圆”的，即用十棵整柏树打成，是老人们常说的最好的棺木，需十六个壮汉才能抬动。从家里到墓地，十六个壮汉歇了三次，每次停歇下来，我和士彬、李衡，还有蒋行和蒋韧，都要跪下来面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其实我们家乡早就有了专业拖拉灵柩的卡车和起吊设备，我们还是选择了用人抬，尽管前者的费用要低得多。
我们家乡管抬棺材叫“承重”，抬棺材的人叫“承重的”。父亲生前知道他的寿棺是“十圆”的后，很是埋怨母亲，他说你坑害人家弄啥，这么重，你叫人家“承重”的怎么抬？
一辈子与石头打交道的父亲练就了一身的好力气，他的骨骼像石头一样坚硬。农村里办丧事，几十年来父亲一直都是“承重”的主力，所以他知道其中的滋味。
父亲的棺椁入土后，一座新坟很快堆了起来。
面对新坟，我们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
父亲，我最疼爱的人，您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后记：本文为纯纪实作品，在《同步阅读》推出之日，义父已离开我们整整一周年。刚刚过去的丁酉年春节，在这个阖家团聚的时刻，再也不见义父的身影，触景生情，我食不甘味，滴酒未沾。午饭后，我再次跪在义父的坟前，磕头，所有晚辈都跪了下来，其中包括我未过门的儿媳妇......
蒋长国，一个文字喜爱者，由于惰性，至今无所建树，发表的文字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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